虞干侯诸家说，旁及卦变卦综之法。又就《春秋》经文起义，著《春秋毛氏传》三十六卷、《春秋简书刊误》二卷、《春秋属辞比事记》四卷。又欲全著礼经，以衰病不能，乃次第著昏丧祭礼、宗法庙制及郊社褅袷明堂学校诸问答，而于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各有考证。
奇龄所学博杂，而自负者在经学，然好为争辩，他人所已言者，必力反其词。《古文尚书》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，及阎若璩作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，奇龄乃力辨为真，作《古文尚书冤词》，又删旧作《尚书广听录》为五卷，以求胜于若璩。但于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，又以为战国之书。《古文尚书冤词》未免意气，而于二《礼》之断定乃持平之论。奇龄好胜，所作《经问》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、阎若璩、胡渭三人，以三人博学重望，足以攻击，而余子碌碌，不足齿录。并素喜音律，著有《竟山乐录》四卷，又有《圣谕乐本解说》二卷、《皇言定声录》八卷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卒于家，年九十四。门人蒋枢编辑遗集，分《经集》、《文集》二部。《经集》自《仲氏易》以下几五十种，《文集》合诗赋序记及其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。四库全书著录多至四十余部。
奇龄虽以经学自负，而生当明清之际，朴学未兴，理学方炽，非王则朱，奇龄于此遂多所论述，而所言多中肯綮，在当时学者中造诣独深。虽然博杂不纯，一如其他诸作，但能区别、心、物、知、行，于朱王之学非皮相者。今逐项论述如下：
（一）心物之辨
自来哲学之争无非唯心唯物，虽因时代不同，名词有异，但基本范畴，论本体不外心、物。奇龄有《折客辨学文》．发挥此说云。
"客忽作心性事物之辨，时平湖陆义山在座，顾而问予，予曰，予充耳久矣。无已，试再理前说可乎？曰，君臣父子，物也，以学以忠，事也。阳明《答顾东桥书》云，事父不成在父上求，只在事父之心上求；事君不成在君上求，只在事君之心上求。殊不知事父明有个父在，明明有个事父之事在；事君明有个君在，明明有个事君之事在。若教人在心上求，则会事事物物，将这心求在何处？曰，此但知主说，而全不知有客说者也。夫阳明何尝谓无事物，但有心乎？事父，不在父上求，非无父也。只在事父之心上求，谓只以此事父之事求之于心，非舍事父之事而但求心也。客明明曰事父之心，而主但曰心，可乎？且心不能在事物上求也。阳明谓事物在心上求，则有事物，而子必谓心当在事物上求，则不惟无心，并无事物。何则？心能有事物，事物不能有心也。请观之天，夫天，一物也，四时错行，日月代明者，物之事也。然而目不见碧落，耳不辞气候，日星不知何所缀，风雷不识何所发，其物与其事几乎冥绝。然而即心求之，而千岁日至可坐而致，向使必求之事物，则夸父逐日有渴死已耳。故闭门造车，不见九道也，而动合轨辙。陋巷箪瓢，未尝服周冕乘殷辂也，但其心不违而用即可行。若谓事父必在父上求，事君必在君上求，则此心未通，而天论已绝。何则？人不能皆事君也。向亦谓君在心上求，故人人有君；分必在君上求，则君门九重，求在何处？"（《西河文集?折客辨学文》）
又云：
"尝读徐仲山《传是斋日记》，其中作事物心性之辨有云，紫阳说知行俱向外求，故知则格物，行则求事物，未免驰骛向外，若与圣贤存心知性之学有所不合，所以阳明以事物在心上求，对照挽之。"（同上）
他虽然从道德学入手谈心物，但涉及心物总是本体论上的根本问题。奇龄以为，阳明事物在心上求，则有事物，比如天为一物，但人不能知天为何物，苟于心上求天，则天之为天可以掌握，所谓闭户造车，出门合辙。他虽然没有抹杀物的存在，但谓只能在心上求物，物乃存在，不在心上求物，而知则格物，行则求物，未免向外，与圣贤心性之学有所不合，而阳明遂主张于心上求物。于心上求物，无疑以心为本体，而物为心之派生物，结果无心则无物。从道德哲学或自然哲学的角度求物，以为事君不能于君上求，事父不能于父上求；知天不能于天上求，知物不能于物上求，只能求之于吾心。吾心存事君事父，则有君有父；吾心知天知物，则有天有物。心只能代表思维，思维上有事君之心，则有君在；思维上有知天之意，则天在，一切关键在思维，思维是第一性的，而存在是第二性的。虽然他们可以说在道德上没有事君之心则无君，并不是否认君的存在，只是否认事君之事的存在；在自然哲学上不在心上求天则无天，也只是不能掌握天之法则而非否认天。这又牵涉到知行的问题，未免以知代行，而以知代行也正是阳明哲学的传统。因为在认识上以知代行，在本体上遂以心代物。这是必然的结果。
（二）知行问题
知行问题，是认识与实践问题，这是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哲学上争论未绝的老问题。阳明学派主张知行合一，而知吞没了行，这等于在本体上心吞并了物。但奇龄于此亦为阳明辨，有云：
"客又曰，知行两事并无说合一者，经书所说，无一不以知行分作两件，如言之不出，耻躬不逮，其言不作，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