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也难之类；于知处说得缓，于行处更说得急，从未有能知自然能行，不行只是不知的说话，惟佛家教外别传，才有此等言语。予曰，子欲辨知行合一，历引言行相对者言之，则以言后知，以为属行，此是书理未通之故，不足辨也。只知行合一四字，予前已明言之矣。孟子曰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。孩提知爱亲，无所谓行也，然而行矣；且孩提只爱亲，无所谓知也，然而知矣。故孟子前说知能，此只说知，以知能合一也，此其义紫阳亦言之。紫阳注《中庸》曰，由不明故不行，此非不行，只是不知乎。又曰，颜子惟真知之，故能择能守，如此非能知自然能行乎。然则阳明此言即紫阳之言，而子妄谓教外别传何与？往在史馆时，......同官张武承......极诋阳明，予曰，何言之？曰，知行合一，圣人之学乎？予曰，知行合一有二说，皆紫阳之言，然紫阳不自践其言而文成践之。其一说即前所言者是也；其又一说，谓知是理必行是理，知是事必行是事。此即紫阳注《中庸》所云，知所以知此也，仁所以体此也，知在此，行即在此，凡所知所行当在一处，亦谓之合一。乃其注《大学》，于格物则所知在物，于诚意则所行又在意。在物少一行，而在意少一知，何也？有人于此曰，吾格礼，节文登降所当习也，吾格乐，钟鼓考击所当事也。知礼乐当行礼乐，乃曰，吾知在礼乐，而所行在意可乎？且知礼乐只知礼乐，乃曰，吾己知礼乐，而凡吾心之所行更不必再知可平？是此知非此行，此行非此知，一知一行，断港绝流矣。此非合一之病，不合一之病也；此非阳明之言不合紫阳，紫阳之言不自合也。......郑端简作《今言》云，人但知阳明《大学》不合紫阳，然平情以观，恐不可便以宋儒改本为是，以汉儒旧本为非。王龠州题《正学元勋卷》，阳明直指心诀，以上合周程之说，所未合者，朱子耳。......"（《西河文集．折客辨学文》）
知行问题，用现在话说也就是真理与实践问题。阳明倡"知行合一"，结果以知代行，以知代行势必以心代物，遂造成主观唯心一元论。而"致良知"可以掩盖一切，包罗万有，于是而圣人满街，等于禅宗之立地成佛，王学与禅宗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奇龄于此为王学辨，以为知行合一，言知已包括行，故孟子云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也。孩提知爱亲无所谓行也，然而行矣，且孩提只爱亲无所谓知也，然而知矣。故孟子前说知能，此只说知，以知能合一也。知能合一即知行合一，以孟子解阳明，是数典不忘其祖，以主观唯心解主观唯心。本来，阳明之说来自孟子，因性善而有良知良能，阳明遂合知能为一而张之以"致良知"，后来解释遂谓良知知也，致良知能也。总是以知为主，等于理论决定实践，而实践并不导出理论，是谓本末倒置，以意识决定存在者。而朱熹并不如此，朱是二元论，有时又自相矛盾而持客观唯心论。此点遂为奇龄把柄，而谓紫阳之知行合一有二说，其一，紫阳注《中庸》曰，由不明故不行，此非不行，只是不知乎。其又一说，谓知是理必行是理，知是事必行是事。此即紫阳注《中庸》所云，知所以知此也，仁所以体此也。知在此，行即在此，凡所知所行，当此一处亦谓之合一。乃其注《大学》，于格物则所知在物，于诚意则所行又在意；在物少一行，而在意少一知。朱子之学本非统一，一如前言。其补《大学》格物章，是承认客观物在，观察客观的事物可以得到真知，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，但他格物致知后的结果归于诚意正心。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入手而达到唯心主义的道德观，本来是两截的理论，也是二元论的必然结果。承认有物的存在，但于格物后又抹杀物的存在，即所谓"所行又在意"。所行在意是内向的行，是一种道德修养。奇龄之不满紫阳是他把握了紫阳的本身矛盾。而阳明之知行合一实在是以知代行，但奇龄不作如是观，以为知行合一，即知即行，岂有不知而能行者，但能行者必有知。清初王学，奇龄而外，梨洲、习斋都偏离王学轨道而走向唯物主义的道路。奇龄本不以王学显，但他于朱王之学都有较深造诣而偏守王学，这也是偏离轨道的王学，或者是发展了的王学。他主张知行合一，但未提出以知代行，而认为即知即行。清人于奇龄之学，认为博杂无伦，评价不高，但多属买椟还珠者流，于奇龄王学罕有论及。《清儒学案》之《西河西案》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案，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录取了奇龄有关性理之学的许多著作，虽然他们对于这些性理著作的价值掌无理解。比如《学案》的"按语"中云：
"西河经说，阮文达权称之，谓学者不可不亟读。盖自明以来，申明汉德之学，使人不敢以空言说经，实自西河始，而辨正图书，排击异学，尤有功于经义。传之恕谷而其学益昌。至《学案小识》于经学不录西河，而目恕谷为放言无忌，隘矣。"
这些按语，可以说无一是处，西河经学可取处不多，《古文尚书冤词》尤属荒唐，《学案小识》不录其经学无可厚非。其可取处在于即经说理，一如亭林之经学即理学。以经学即理学，是亭林之经学代理学，而通经致用；西河之以经学说理，是以经学就王学，一如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