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正史，卷逾数百，累世莫殚，令人望而生畏，遂惮而莫为，有若柯维骐、王惟俭、陈黄中之以一人之力改修《宋史》，求之前代，实无几人，惟就正史中之一部，加以改撰，事迹有限，卷帙非繁，积以半年，杀青可期，避繁就简，亦为人之常情，一也。习见之书，人皆忽视，难得之简，众必争求，近代如徐松、张穆、何秋涛之徒，或考西域，或探北徼，写成数卷，即博重名。百年以来，研讨元史之风，日新月异，转而从事晚明，覃及太平天国，虽费搜寻之功，究省探讨之力，而又敝帚自享，以罕见珍，耽僻好奇，尤为学人通病，二也。总此二因，遂成风尚，一往难返，莫知所极，此为禹域学术升降所系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。
其四则为总辑之史。其体始于梁武帝之《通史》、魏元晖之《科录》，一则合诸断代史而为一书，仍用纪传之体；一则总前代事分为若干科，略如后来之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，亦纪事本末一体之所本也。唐姚康复又撰《统史》(二百卷)，其体近于宋高似孙之《史略》，章学诚所谓撙节繁文自就槩括者也。《通史》一书，与梁元帝同烬于江陵(据胡三省《通鉴注 序》)，《科录》亦早归散佚，无可考论。其可述者，惟有郑樵《通志》一书，此总辑之史之仅见者也。
《宋史 郑樵传》，称其好著书，自负不下刘向、扬雄，搜奇访古，遇藏书家必借留，读尽乃去。时当高宗南渡，尝得召对，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，高宗曰：“闻卿名久矣，敷陈古义，自成一家，何相见之晚耶。”后著《通志》成，高宗命以其书进呈，会樵病卒。兹考其著书之旨趣，悉具于《通志 序》，序中极端推崇司马氏之《史记》，而盛讥班固以下断代为史之非。其略云：
自书契以来，立言者虽多，惟仲尼以天纵之圣，故总诗、书、礼、乐而会于一手，然后能同天下之文；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，然后能极古今之变。仲尼既殁，百家诸子兴焉，各效《论语》，以空言著书，至于历代实绩，无所纪系。迨司马氏父子出，世司典籍，工于制作，故能上稽仲尼之意，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之言，通黄帝、尧、舜至于秦汉之世，勒成一书，分为五体：本纪纪年，世家传代，表以正历，书以类事，传以著人，使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，六经之后，惟有此作。……自《春秋》之后，惟《史记》擅制作之规模，不幸班固非其人，遂失会通之旨，司马氏之门户，自此衰矣。班固者浮华之士也，全无学术；专事剽窃，由其断汉为书，是致周秦不相因，古今成间隔，自高祖至武帝六世之前，尽窃迁书，不以为惭，自昭帝至平帝六世，资于贾逵、刘歆，复不以为耻，况又有曹大家终篇，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。后世众手修书，道傍筑室，掠人之文，窃钟掩耳，皆固之作俑也。且善学司马迁者，莫如班彪，彪续迁书，自孝武至于后汉，欲令后人之续己；如己之续迁，既无衍文，又无绝绪，世世相承，如出一手，善乎其继志也。……司马谈有书，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；班彪有其业，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。固为彪之子，既不能保其身，又不能传其业，为人如此，安在乎言为天下法! 范晔、陈寿之徒继踵，率皆轻薄无行，以速罪辜，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耶! 孔子曰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，此言相因也。自班固以断代为史，无复相因之义，虽有仲尼之圣，亦莫知其损益，会通之道，自此失矣。语其同也，则纪而复纪，一帝而有数纪，传而复传，一人而有数传；语其异也，则前王不列于后王，后事不接于前事；如此之类，岂胜断梗。……迁法既失，固弊日深，自东都至江左，无一人能觉其非。惟梁武帝为此慨然，乃命吴均作《通史》，上自太初 ，下终齐室，书未成而均卒。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《史记》，讫于《隋书》，未成而免官。岂天之厄斯文而不传与 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
寻樵所论，未必尽衷于理，特其主作史以通为贵，故不能不扬马而抑班。后来史家能与之同调者，则有章学诚，尝于《文史通义》中撰《释通》、《申郑》二篇，以明祈向所在。其论通史一体之源流，则云：
梁武帝以迁、固而下，断代为书，于是上起三皇，下讫梁代，撰为《通史》一篇，欲以包罗众史，史籍标通，此滥觞也。嗣是而后，源流渐别；总古今之学术，而纪传一规乎史迁，郑樵《通志》作焉；统前史之书志，而撰述取法乎官礼，杜佑《通典》作焉；合纪传之互文，而编次总括乎荀、袁，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作焉；汇公私之述作，而铨录略仿乎孔、萧，裴璘《太和通选》作焉。此四子者，或存正史之规，或正编年之的，或以典故为纪纲，或以词章存文献，史部之通，于斯为极盛也。至于高氏(唐高竣及子迴)《小史》、姚氏(唐姚康复)《统史》之属，则撙节繁文，自就檃括者也；罗氏(泌)《路史》、邓氏(元锡)《函史》之属，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；范氏(质)《五代通录》、熊氏(克)《九朝通略》，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；李氏(延寿)《南》、《北史》、薛(居正)、欧(阳修)《五代史》，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