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架之收储，趋庭之问答，其于文献，盖庶几焉。……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，而考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有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文也。凡论事，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以至名流之燕谈，稗官之纪录，凡一语一言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，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为献也。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，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，研精覃思，悠然有得，或窃著己意附其后焉。命其书曰《文献通考》(《自序》)。
盖端临为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，家于饶州之乐平，承其家学，而有是著，名以文献，盖有由也。《宋史》廷鸾有传，而不为端临著一字。端临于度宗咸淳中，漕试第一，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，端临因留侍养，不与计偕。宋亡后，曾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。据《通考》卷首所载，有元仁宗延祐六年王寿衍之《进书表》，英宗至治二年之抄白，去宋亡已四十余年，而端临尚健在，度已七八十岁矣。《元史》亦不为端临立传，故其事迹不甚可考。端临本南宋世家子弟，国亡之后，闭户著书以终老，其志有足悲者。今本《通考》，刊于元代，书中屡称宋朝，殊为不辞，盖即《国朝》二字之刊改，其不肯仕元，又可知也 。《通典》之美善，可比《通鉴》，然杜书行时，《通鉴》尚未出世也。至《通考》一书，则撰于《通鉴》之后，而端临之意，盖以取配《通鉴》。其言曰：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之后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，作为纪、传、书、表，纪、传以述理乱兴衰，八书以述典章经制，后之执笔操简牍者，不能易其体。然自班孟坚而后，断代为史，无会通因仍之道，读者病之。至司马温公作《通鉴》。取千三百年之事迹，十七史之纪述，革为一书，然后学者开卷之余，古今咸在。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，而略于典章经制，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，编简浩如烟埃，著述自有体要，其势不能以两得也。窃尝以为理乱兴衰，不相因者也，晋之得国异乎汉，隋之丧邦殊乎唐，代各有史，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，无以参稽互察为也。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，殷因夏，周因殷，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，圣人盖已预言之矣。爰自秦汉以至唐宋，礼、乐、兵、刑之制，赋敛、选举之规，以至官名之更张，地理之沿革，虽其终不能以尽同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。如汉之朝仪官制，本秦规也，唐之府卫、租庸，本周制也，其变通张弛之故，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，固未易言也。其不相因者，犹有温公之成书，而其相因者，顾无其书，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(《自序》)。
第近贤多扬《通典》，而抑《通考》，以为其书除因袭《通典》之外，多钞取史志、会要及宋人议论，类于册府、类函者，附于其中，以视《通典》之体大思精，简而得要，渺乎其莫及焉，其言未尝不是。抑吾闻李焘之撰《续鉴长编》也，曰，宁失之繁，勿失之略，《长编》之可取者，在宁繁勿略，《通考》之可取者，亦在宁繁勿略。以吾所知，近人武进吕思勉，治国史颇具条贯，其书中所称引之典章制度，屡举《通考》而罕及《通典》，岂非以其称引者，多为杜书所未备乎 近贤之喜称《通典》，盖亦有故。《通典》一书，长于言礼，多存古训，极有裨于治经，而《通考》则否，此专经之彦所取资也。《通典》之文，简而不俚，首尾一贯，极有助于文章，而《通考》则否，此又缀文之士所乐道也。若夫研史之士则不然，典礼贵明其因革，而不必多录旧说，文章贵详其原委，而不必过为修饰。以体例言，《通典》之详于典礼未必是，以事实言，《通考》之详于记载未必非，虽《通典》所载魏晋六朝议礼之文，别有其可贵之价值，乃应划入经学范围，自为专书，混而为一，未见其可。清儒之治史学者，多自经学入，以治经之法治史，故盛称《通典》。不悟总览全编，窥其大略，固以简严为贵，若专取某一门而探讨之，详如《通考》，犹病其略，况《通典》乎 此又治史之术之不同于治经者矣。且吾观究心典章制度之人，无不以《通考》为宝藏，而恣其撷取，犹高语于人曰，吾取君卿，而鄙贵与，滔滔者皆是，又奚足责哉。群经之中有《周官》，以明典章制度者也；又有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以明节文仪注者也。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，实兼具二者之用，故曰为古官礼之遗。然《周官》一书，仅当《通典》之《职官典》、《通考》之《职官考》；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二书，仅当《通典》之《礼典》、《通考》之《郊社》、《宗庙》、《王礼》三考；其他各典各考，非古官礼之所尽具也。马氏谓太史公作八书以述典章经制，斯言最谛。是以《通典》之述州郡则仿自《汉书》地理志，述边防则出自诸史外国传，《通考》之述艺文则仿自《汉》、《隋》两志，苟一一取而探索之，必皆有其渊源。是故谓仿自官礼则可，谓悉出自官礼则不可。若乃郑氏《通志》之“二十略”，太半钞自《通典》，而无所增补，以视马书更远不如。且马书所载宋制最详，多为《宋史》各志所未备，所下案语，亦能贯穿古今，折衷至当，是又《通考》之长，非《通志》之所能尽具也。章学诚讥《通考》无别识通裁，实为类书，便于对策敷陈之用(《释通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