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以加千百之直。或曰：宜兼造铁制，以同闽蜀之法。大可以益国，小可以便民。行于一时，足见其利。铸为迂远之谈，苟简之谋也，非所谓利于经人也。夫久为大钱，则民失其用，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，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。兼造铁则国重其禁，重其禁则俗违其便，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。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：蓄而不行，一患也；盗铸日积，二患也；于用甚轻，三患也；岁铸不给，四患也。夫伐山取谷鼓铸，而泉有不行者，兼并聚之也；
法令峻烈，甚于水火，而民或盗铸者，薄利诱之也；大小之法，与前无异，而用之甚轻者，异物害之也；宝货之路出于羡余，而岁铸不给者，浮费夺之也。为今之策，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。何谓四利？塞兼并一也，严法令二也，禁异物三也，节浮费四也。四利既立，四患可除。当今之宜，莫便于此。〈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卷十〉
【议钱下】
问：自古钱法，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。然比年以来，铜产耗竭，鼓铸不能供。欲案其旧法而弗变，则患乎铜之不给；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，则患乎民之窃铸也。敢问何行而后可？
对：自古钱法，轻与重，大与小，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。然所以制之之术，行之之道，有所未至焉。何以言之？今夫淮浙之间，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，有司不能知，天下之狱，未尝闻梏一铸钱者。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，此未至者一也。
海外之郡，如高丽、交趾之国，一器一皿皆铜为之。彼以铜非己地所出，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。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，争以泉货而市之。彼得泉以归，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。故钱日益以少，而民日益以贫，而国家不知禁焉，此未至者二也。
边要之地，宿兵者三世矣；河汾之间，兴师者数年矣。所以充彼之求，足彼之用者，莫先乎泉也。鼓之铸之不绝于时，一至塞下无复返者，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。故中国之物其直轻，由于钱寡也；塞下之物其直重，由于钱多也。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，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，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，或泉或货，杂支以偿之。若此二三岁，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。当今之策，莫此为便，而国家不知行焉，此未至者三也。
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，其徒日益广，其器日益增。所增之器，有销钱而铸焉者，有市铜而铸焉者。国家虽有其禁，又宽而不举。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，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，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？今诚能稍严其禁，以为之限，是亦策之一得也，而国家不知行焉，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，此未至者四也。
此四者，泉货之弊根在焉。泉之有此四者，犹水之有四窦，木之有四蠹也。今诚能窒其四窦，拔其四蠹，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。苟四窦未能窒，四蠹未能拔，虽一变其法而为苟且之利，愚恐有损而无益也。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，苟为铜之耗竭，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，然后可行焉。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，然后可行焉。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，然后可行焉。夫民诱于薄利，虽销一为二，犹且为之，况百十之多乎？使兵在其颈，犹将窃铸而不已也。
欲严其禁，则抵冒盈天下；欲宽其禁；则奸滥盈天下。若之何而可为哉？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。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，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。王莽之世，又为泉货六品，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，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。吴孙权亦铸大钱，为千百之直，上下非便，从而罢之。唐明皇时，从第五之策，铸为三品，法愈严而犯愈多，商农之业皆失其利，有饿而死者，有刑而死者，此皆变法之祸也。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，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，愚未知其可也。
〈同上〉
【议仓】
世之言治法者，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。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，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。故善言治者，不在乎援古高论，在乎当而已矣；善言法者，不在乎超世迈俗，在乎宜而已矣。
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，不建于三代之君也，不起于两汉之时也，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。其道以振乏为本，以恤民为先，以博施为法，以乐输为率，以众赖为便，以义和为名。各于其社树之以仓，各令其民入之以谷。设其官守，严其戒令。丰岁则劝课而输之，凶年则发彻而散之。不烦于刑而民乐从，不费于国而民无困。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，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。以言其济施，则仁之厚者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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