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诸子之徒散之诸侯，管、晏、孙、吴、申、商之徒是也。诸侯用之，或伯或强，仪、秦之说至倾覆也，亦安中国者各十余年，彼岂不效见于一时哉？然而孔子恶其小，曾子耻其卑，至于孟子，尤独患之，何也？盖以其非尽爱人之意，非极于治人之体，非醇于教人之法，非备于防人之具，为之以亟而见于事者陋，欧之以势而强于民者薄，偷合于诸侯而用，焉可也？本之以先王之法度，推之以化导之方，则彼恶足以论乎？
今其为失固已明矣，非必过人之智而后知也。天下之士固尽学于孔子矣，而欲有为者复不能自信，此亦千岁以来学者之患也。何哉？世之学孔子者，读书求治乱之际，未尝不知其治由先王之道，其乱由后世之失也。欲有为于当世，莫若推其所学于孔子，而知者力行之，就其所以为治乱之故，其于公事最切，而于计最通也。而先王之道，有非俗之所能就；后世之失，有非俗之所能去。方其势牵于上下也，不能去之而不苟，一则仆仆焉而求进其说，一则乐其与之合而自小也。
于是则宁贬道而随其失，不从先王而从近世，至不胜其弊也。欲治人之所为者反病之，欲正人而自我者反违之，其为之以亟，其欧之以薄，举其一，遗其二，急其末，忘其本，一切不异于诸子之为，又从而为说，曰近俗而易行者，尚无可奈何，安能以迂远之道为？呜呼！何其惑也。
夫所为者得，固可以救其失，所行者大，固可以兼其小，未有所为者失而其效反得，所行者小而其至反大。此所谓言之欲切而反疏，行之欲通而反泥也。为此者有原讲之而不明，守之而不固，汲汲乎欲有为者，固不可以为者是也。使其得君矣，则先王之法度，其说非高，其具甚易，何顾而为彼乎？孔子于周之末世，守二帝三王之道而不苟，孟子亦于其后守孔子之道而不苟。二子者，非不欲有为也，知不本先王之法度则不可以行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行，不得可为之势则不可以强通。
故曰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。又曰可以进则进，可以止则止。守之以终身，传之以待后之学者，此二子之见所以异于众也。
故闾巷之匠，规矩指画不可以非，不可以苟作而妄从，虽不用于世，其法度犹存，其为技犹良者，天下之知为匠者也；规矩指画既非矣，苟作而妄从矣，虽用于世，其法度已亡，其为技已卑者，天下之贱工也。天下之士亦若是自守而不苟者，天下之知为治者也，乐其与之合而自小者，天下之贱士也。天下之知为治者，有不用则非在乎人；天下之贱士有用有不用，非常在乎己。士之欲学圣人之道而仕者，得吾言而考之，其庶矣。
〈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》卷十一〉
【刑赏论】
《书》记皋陶之说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”释者曰：刑疑附轻，赏疑从重，忠厚之至也！夫有大罪者，其刑薄则不必当罪；有细功者，其赏厚则不必当功。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，何以论之？
夫圣人之治也，自闺门、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，以率天下之善，则有罪者易以寡也；自小者、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，以成天下之务，则有功者易以众也。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，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，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，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。当是之时，人之有罪与功也，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，核其虚实以审其情，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、出其赏焉，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？
然及其罪丽于罚、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，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，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，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，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。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，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。必曰罪疑矣而过刑，则无罪者不必免也；功疑矣而失赏，则有功者不必酬也。于是其刑之也，宁薄而不敢使之过；其赏之也，宁厚而不敢使之失。
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，及其有罪也，而加恕如此焉；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，及其不功也，而加隆如此焉。可谓尽其心以爱人，尽其道以待物矣，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？皋陶以是称舜，舜以是治其天下。故刑不必察察当其罪；赏不必予予当其功，而天下化其忠，服其厚焉。故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。”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，不在乎其他也。
及周之治，亦为三宥三赦之法，不敢果其疑，而至其政之成也，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。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，而其流也，风俗亦归厚焉。盖其行之有深浅，而其见效有小大也，如此，《书》之意岂虚云乎哉？〈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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