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，至九年方六岁，何为而言十岁乎？此其疏略自戾，不待他人攻其失也。又云：「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，受书于东海李育，问礼于河东关子明。」(时文中子二十五岁)大庆按，子明乃北魏孝文太和末年，为晋阳穆公公府记室，(穆公，文中子高祖。)穆公荐于孝文，孝文曰：「嘉谋良策，勿虑不行，朕南征还日，当共论道以究治本。」计其年代，当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岁也。自是以至开皇十八年戊午，盖一百一岁矣。使子明为记室时方弱冠，至是亦百二十余岁矣，安得有文中子问礼于子明之事？非年岁之抵牾乎？』(考古质疑)又曰：『中说有可疑处，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。何以言之？王道篇云：「李德林请见之，与之言，归有忧色。门人问子。子曰：『德林与吾言，终日言文而不及理。』门人退，子援琴鼓荡之什，门人皆沾襟焉。」又礼乐篇云「安平公问政」，即德林也。大庆按，通鉴，德林死于开皇之十年，时文中子方七岁，固未有门人，德林何为而请见，门人何为闻琴而沾襟哉？此其谬误，断无可疑。故谓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者此也。』(见同上，按此说亦见白铤湛渊静语卷一。宋濂诸子辨谓其书出于福郊福畤之所为。)朱鹤龄曰：『今观其书，所称门人李德林、李靖、窦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珪、魏征、陈叔达、薛收之徒，皆位至公辅。及考王无功游北山赋，自注云：「吾兄白牛溪之集。门人常以百数，董恒、程元、贾琼、薛收、姚义、温彦博、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」，而不及房杜魏，则三人非及门可知矣。郑毅夫獬论中说之妄，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，仲淹时年八九岁，而云德林请见，归而有忧色，援琴鼓荡之什，门人皆沾襟。关子明朗，魏太和中见孝文帝，至开皇间已百余年矣，而云问礼于子明。二者，其妄显然。夫仲淹没于大业十三年五月，是岁，唐高祖入关，房魏诸公或往来河汾，相与讲说，亦未可知。其子见诸公之盛也，遂悉引为弟子以重其父，岂知欲重之反而以诬之也哉！』(愚庵杂着)黄式三曰：『阮逸序，责房玄龄不能扬师之教。考史，玄龄卒于贞观戊申，年七十一，则生于开皇前四年戊戌，齿长于文中子六岁；即据史开皇庚申，高孝基典选得房玄龄，年十八，则房公生于开皇三年，齿亦长文中子一岁；(眉按，王世贞读书后云：「李靖以贞观廿三年卒，年七十九，魏征以十七年卒，年七十三，当并长文中子十六岁。房玄龄以贞观廿二年卒，年七十一，当长文中子九岁。杜如晦以二年卒，年四十六，当长文中子四岁。」)其举进士，在文中子献策之前三年。房公能不挟长，不挟贵，师文中子于生前，其既死也，乃不能扬于后乎？杜淹陈叔达，皆书中所指为及门之弟子也。而史载隋文帝恶杜淹之伪隐，流之江表，事在开皇初，则淹著名于文中子初生之时。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，其封义阳王于大建戊戌，在开皇前三年。然则此书所列弟子之名，等诸乌有子虚而已。』(儆居集读中说)王鸣盛曰：『邵氏远平曰：「王通拟经，宋儒讥其僭；然正学蓁芜，通崛起河汾，毅然自任，就其所至，岂出陆德明、颜师古、孔颖达下，乃隋史既逸其传，唐书又不补入，殊属阙然。」愚谓通隋人，唐书本不当有专传；然新旧隐逸传，于通之弟绩传中，已附见通事，非全不见也。而旧书乃云通自有传，则史之驳文耳。且以通之浮虚无实，原未足比德明诸人，而今所传文中子，在唐已多尊信之者，如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，皮日休文中子碑，司空图文中子碑及三贤赞云云。然皮陆司空，皆未免于诞；至赵宋妄人阮逸为中说注，又多增窜，非仅出通手也。假如其说，唐初房杜辈皆出通门下，平日讲道论德，佩服训言，后得君秉权，位极将相，纵不能表彰先师，备加崇奉，而隋书实出诸公手，为立一传何难，乃亦靳之，有是理乎！腐头巾村学究牛宫傍教三五儿童，日长渴睡，无以自遣，援笔辄效圣经，开口自任道统，非王通阮逸辈为之作俑哉！』(十七史商榷)俞正燮曰：『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，作书者盖王凝父子，夸诞可怜人也。其云：子之家庙，座必东南向，不忘先人之国，似非情理。又云：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。又云，子躬耕，庶人之职也，何当有朝服？盖虚造语言，随意所之耳。』(癸巳存稿)吴敏树曰：『通之着书也，皆仿佛孔子之所为，岂不曰我孔子之后一人哉？然通之死，年才三十余耳，其着书固已早矣。以孔子之经，而曰三十而立，计其时未敢有所为也。至老而不遇，乃退而有删定之事，孔子且然，况通也哉！通岂逆知己年之不永，身之不显，而欲以其言存其道耶？圣人之道，非言之存也，道固存焉；通果有道耶？如通之所为，盖孔子之所慎重，不敢以易言者，则通且贤于孔子耶？通既已如此矣，又何怪传其书者争附会之，以尊其名，使后之论者，疑其事之多虚，而甚且意通之或无其人也，其有以取之矣。』(书文中子中说后)梁启超曰：『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，自比孔子，而将一时将相，若贺若弼、李密、房玄龄、魏征、李绩等，皆攀认为其门弟子；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，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，一若实有其事。此种病狂之人，妖诬之书，实人间所罕见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