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河间献王好儒，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，以作乐记。内史丞王定传之，以授常山王禹。禹，成帝时为谒者，献其书有二十四卷。刘向校书，得乐记二十三篇，与禹不同。」则在武帝朝，且有采周官经而为乐记者。此不止窦公献一篇，且必非歆行伪，于周官经六篇外，又作此二十四卷，断可知也。且周官之出，在东汉人即有诟其非周礼者，林孝存也。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，摈斥不行，因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。是辟此书者，亦且明明云汉武时早有此书，而效尤而兴者，反昧所从来，是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。
若夫周礼一书，出自战国，断断非周公所作，予岂不晓！然周制全亡，所赖以略见大意，祗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。以其所见者虽不无参臆，而。其。为。周。制。则。尚。居。十。七。，此在有心古学，方护卫不暇，而欲迸绝之，则饩羊尽亡矣。』(经问)方苞曰：『凡疑周官为伪作者，非道听涂说而未常一用其心，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。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：周官九职，贡物之外，别无所取于民，而「载师」职则曰「近郊十一，远郊二十而三，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」；
市官所掌，惟廛布与罚布，而「廛人」之絘布总布质布，则增其三。夏秋二官，驱疫襘蛊，攻狸蠹，去妖鸟，驱水虫，所以除民害，安物生，肃礼事也；而以戈击圹，以矢射神，以书方厌鸟，以牡橭象齿杀神，则荒诞而不经。若是者，揆之于理则不宜，验之于人心之同则不顺，然而经有是文何也？则莽。与。歆。所。窜。入。也。。盖莽诵六艺以文奸言，而浚民之政，皆托于周官。其未篡也，既以公田口井布令，故既篡下书，不能遽变十一之说，而谓汉法名三十税一，实十税五，则其意居可知矣。
故歆承其意而增窜「闾师」之文，以示周官之田赋，本不止于十一也。莽立山泽六管，榷酒铸器，税众物以窃工商，故歆增窜「廛人」之文，以示周官征布之目，本如是其多也。莽好厌胜，妖妄愚诬，为天下讪笑，故歆增窜「方相」「壶涿」「硩蔟」「庭氏」之文，以示圣人之法，固如是其多怪变也。夫歆颂莽之功，既曰「发得周礼，以明因监」，而公孙禄数歆之罪，又曰「颠倒五经，使学士疑惑」，则。此。数。事。者。，乃。莽。与。歆。所。窜。
入。决。矣。。然犹幸数事之外，五官具全，圣人制作之意，昭如日星，其所伪托，按以经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。古者公田为居，井灶场圃取具焉，国赋所入，实八十亩。孟子及春秋传所谓十一，乃总计公私田数以为言。若周之赋法，不过岁入公田之谷，并无所谓十一之名也，又安从有二十而三与十二之道哉？「闾师」之法，通乎天下，又安有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别哉？「载师」职所以特举国宅园廛漆林，以田赋之外，地征惟此三者耳。今去近郊十一至无过十二之文，而「载师」职固辞备而义完矣。
周官之田赋，更无可疑者矣。周之先世，关市无征，及公制六典，商则门征其货，贾则关市征其廛，盖以有职则宜有贡，又惧所获过赢，而民争逐末耳。「肆长」之敛总布，盖总一肆卖赊官物所入布而敛之，非别有是征也。若质布则本职无是，絘布则通经无是也。今去絘布质布总布之文，而「廛人」职固辞备而义完矣。周官之市征，更无可疑者矣。「方相氏」之索室驱疫也，「庭氏」之射妖鸟也，「硩蔟氏」之覆妖鸟之巢也，乃圣人明于幽明之故，而善除民惑也。
害气时作，妖鸟夜鸣，人之所忌，其气焰足以召疾殃，故立为经常之法，俾王宫帅众而驱之，引弓而射之，则民志定，其气扬，而夭厉自息矣。夫疫可驱也，而蒙熊皮，黄金四目，与莽之遣使负鷩持幢何异乎？卜得吉兆，以安先王之体魄，而入圹戈击四隅以驱方良，与莽之令武士入高庙，拔剑四面提击何异乎？妖鸟之巢可覆也，而以方书日月星辰之号悬其巢，妖鸟之有形可射也，不见其形而射其方，犹有说也，神之降不以德承焉，不以其物享焉，而射之可乎？
水虫之怪可驱也，而其神可杀乎？神无形而有死，神死而渊可为陵，其诳耀天下，与莽之铸威斗，镌铜人膺文，桃汤赭鞭，鞭洒屋壁，异事而同情。今于「方相氏」去「蒙熊皮黄金四目」及「大丧」以下之文，于「硩蔟氏」去「以方书」以下之文，(覆其巢，则鸟自去矣。以方书悬巢上，是不覆其巢也。与上文显背。)于「壶涿氏」去「若欲杀其神」以下之文，于「庭氏」去「若神也」以下之文，则四职固辞备而义完矣，其它更无可疑者矣。
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，切究其义，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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