坡随笔记载，未及成书，后人搜辑墨迹为之，故名曰手泽。刻大全集者，又嫌其名有似父之意，故易名曰志林。今学津讨源本，首卷题明汤云孙辑，则又取集本，重加增订，故宋本三卷，而此本五卷也。其书皆记东坡自元丰至祥符二十余年中，身历之事，大抵多小品简札，具有名理。而末一类，论古十三篇，断制分明，行文亦汪洋恣肆，善学庄子，昔人所谓海外文字者也。钱牧斋之说，本不足取，姚氏列诸此处，亦为未合。(卷四，页二二)
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
国语
汉志，国语二十一篇，不着撰人名。史迁曰：「左邱失明，厥有国语。」傅玄刘炫啖助陆淳皆以为与左氏文体不伦。李仁父曰：『邱明将传春秋，先采集列国之史，猎其英华；而先采集之稿其存，时人传习之，号曰国语。故辞多枝叶，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，甚者驳类不伦。盖由列国史材不能纯一故耳。不然，邱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耶？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。」此虽近是，然终属臆测耳。
[重考]
史迁既云「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」，班固亦曰「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，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，以为之传，又纂异同为国语」，乃至韦昭曰：「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下讫鲁悼智伯之诛，以为国语，其文不主于经，故号曰外传。」史通六家篇称：「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终于鲁悼公，别为春秋外传国语，合为二十一篇，其文以方内传，或重出而小异，此亦六经之流，三传之亚也。」是汉唐史家论定左丘明作国语，而姚氏犹缀拾浮谈，深以为疑，非庸人扰邪。(卷四，页二三)
[补证]
康有为伪经考曰：『国语仅一书，而汉志以为二种，可异一也。其一，二十一篇，即今传本也；其一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：同一国语，何篇数相去数倍？可异二也。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，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，后汉人无及之者，可异三也。盖五十四篇者，左邱明之原本也。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，于是留其残剩，掇拾杂书，加以附益，而为今本之国语，故仅得二十一篇也。考今本国语，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；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；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；吴语越语笔墨不同，不知掇自何书？然则。其为左传之残余，而歆补缀为之至明。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，天下人或有知之者，故复分一书以当之，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，其作伪之情可见。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候年表皆云春秋国语，若如今国语之寥寥，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，史迁不应妄引矣。』眉按：伪经考他说多近武断；此说似不可夺。刘歆窜改左传，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言之綦详。其所举文阙，或某篇年月无考处，即为刘歆穿凿不得处。刘歆强分一书为二书，冀以抵制公羊传，故于彼则多设条例以比附之，于此则掇拾杂书以补缀之，而不知两书杂合之迹仍显然也。如左传记齐桓公霸业甚略，齐语则专记此事，晋语记霸业甚略，左传则甚详；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致亡国事，左传记此又甚略：非由一书瓜分，何以『此详则彼略，彼详则此略』如是！(参阅钱玄同与顾颉刚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)故今从康说，定今本国语为刘歆补缀之本。陆深曰：『左传国语并出邱明之手，如叙用田赋一事：左传则曰「季孙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，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：『君子之行也度于礼，施取于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，如是则以丘亦足矣。若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，则虽以田赋，将又不足。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，若欲苟而行，又何访焉？』不听。」国语则曰：「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：『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远近，赋里以入寡孤疾，有军旅之出则征之，无则已。？，而量其有无，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，于是乎有其岁收，田一井，出稯禾秉刍缶米，不是过也，先王以为足。若子季孙欲其法也，则有周公之籍，若欲犯法，则苟而赋，又何访焉？』」不惟辞异而事实亦不同，何也？若以文论，国不如左。』(燕闲录)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，则二书事实之同异，其与二书事实之详略，要为刘歆作伪不同之手段而巳。又姚鼐曰：『国语略载一国事者，周鲁晋楚而已。若齐郑吴越，首尾一事，其体又异。辑国语者，随所得繁简收之。而郑语一篇，吾疑其亦周语之文，辑者别出之者。周自子朝之乱，典乱散亡，后之君子，掇拾残阙，亦类附会，非实喜言神怪。若周语房后为丹朱冯，及是篇龙漦之说，何其诞耶！夫褒姒之事，郑桓公所亲见，如是篇史伯所述，后世纪前代之辞，非同时辞也。郑桓公、周贤人也，而谓寄贿诱虢郐取其地，用小人倾诈之术；且当西周时，史伯恶能知周必东迁，郑必从之哉，此可谓诬善之辞矣。秦仲居幽王时，仅一附庸，不足云小国，而何以云国大，造饰之辞，忘其时之不合，以邱明君子，必不取也。』(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)崔述曰：『余按：左传之文，年月井井，事多实录，而国语荒唐诬妄，自相矛盾者甚多。左传纪事简洁，措词亦多体要，而国语文词支蔓，冗弱无骨，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。且国语，周鲁多平衍，晋楚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