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之来者，亦无求以言犯之。凡皆务以无逆其心，而阴堕其志，使之深乐于吾之贿赂，而意不在我。而吾亦自治于内，搜士拣马，择其精锐而损其数，以外见至弱之形，而内收至强之实。作内政以寓军令。凡皆务以自损吾强大之势，而见吾衰弱之状，使之安然无所顾忌，而益以怠傲。不过数年，彼日以无备，而吾日以充实。彼犹将以吾为不足与也，而有无厌之求。彼怠而吾奋，彼骄而吾怒。及此而与之战，此所谓败中之胜而弱中之强者也。嗟夫！方今之事其势亦有二而已矣，能奋一朝之劳，而尽力以攻之，则其后可以大安，而其始也，不免有岁月之勤；能忍一朝之辱，而自损以骄之，则其后可以骤胜，而其始也，不免有岁月之耻。此二策者，皆足以谋人之国，败人之兵，而有胜矣。而臣窃谓今世之所安者，必其予之而骄之者也。嗟夫！智能攻之，以洗天下之大惭；不能攻之，则骄之而图其后。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。方今每岁委百万之资以予人，而不能使人无疑其有不服之心，罄竭四海，而其终不能以成事。特幸其一时之安，而欲得其间隙之际以治天下，天下可得而治哉？
○第五道
臣闻御戎有二道，屯兵以待其来，出兵以乘其虚。方今二边固常已屯重兵矣，而天下之议，以为中国之兵，无由而出。而臣以为不然，何者？敛天下之财以奉夷狄，彼求之无厌，则吾之应之将有所不称其意。大抵不过数十年之间，用兵之衅，不发于彼之不悦，则发于吾之不忍。此亦其势之不可逃者也。方其无事之时，中国既不得不畜兵于边，而及其有间，又必将出兵而乘其敝。此二者不可不素为之所也。今每岁发郡县之兵以戍边，此其未战之谋也，而臣未知其所以为战之术。臣闻古者三代之制，未有戍边之役，六国之际，燕、赵最被边患，而当其时，西备秦，东备齐，南备楚，内备韩、魏。千里之国，而其四境，莫不皆有所备，则其所以备胡者，安得戍卒而用之？计亦不过沿边之民自为卒伍，以制其侵略而已。戍边之谋，始于秦汉，内无敌国之虞，而郡县之兵，材官蹶张，皆出于民之为役。其法，月为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以次相承，而迭相更代。边鄙之民不可使常为兵，是以不得不驱中原之民而纳之塞下，以捍寇虏。故其边戍之兵，岁初而来，终岁而去，寒暑不相安，险易不相习，勇怯不相程，志气不相企；上无顾于坟墓，而下无爱于妻子；平居忧愁无聊，无乐土之心，而缓急苟免，无死战之意，不可求得其用。古之谋臣晁错、陆贽之徒盖常以为言矣。今世之兵，皆天子之所廪食，以终其身。在秦则廪于秦，在赵则廪于赵，不可一日而阙。非如汉之戍卒，有休罢更代之期也。然犹守此区区既往之陈迹，岂不惑哉？且举中原之士而屯之于边，虽无死伤战斗之患，而其心常自以为出征行役，苦寒冒露，为国劳苦，凡国家之所以美衣丰食以养我者，止为此等事也。故士卒百万，端坐而食，实不知行阵之劳，不见锋刃之危，而皆已自负，以为有劳于国，其势不可有所复使。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耳。今夫阴伺二虏之怠，而出兵以逐利于塞外，此诚今世之至计也。而臣窃恐缓急之际，士卒皆已自负而不可用。且夫人之情，尝已用其力，则其心自满，而不复求报其上。士无求报之心，则不可以与之犯大难而涉大劳。惟其饱食而无所试，优游无为以观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，则其气刚锐，而其心不倦。古之善用兵者，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锐气，是以其兵无敌于天下。臣愚以为方今之计，内郡之兵，当常在内，而不以戍边。戍边之兵，当常戍边，而不待内郡之戍卒。募内郡之兵，其乐徙边者，而稍厚之。不足，则募民之乐为边兵者以足之。使二边有一定不迁之兵，而颇损内郡之众，计其内外之数，相通如旧而止。平居无事，以此备边；而一旦欲有所攻夺掩袭，则独发内郡之卒，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报其上。锐而用之；堕而置之，屯兵历年，而士无所怨其劳；出兵千里，而士无所憾其远。兵入，则出者得以休息，而无乘塞之苦；兵出，则守者闲暇，而无行役之困。交相为用，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竭。此真与今世之法，竭天下以养兵，守亦使此，战亦使此，未战而士卒皆怠者，其亦少异矣。
●栾城应诏集卷十一
◆试论八首
【王者不治夷狄论】
儒者必慎其所习，习之不正，终身病之。《公羊》之书，好为异说而无统，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，是以汉之诸儒治《公羊》者，比于他经，最为迂阔。至于何休，而其用意又甚于《公羊》，盖其势然也。《经》书：“公及戎盟于潜。”《公羊》犹未有说也，而休以为王者不治夷狄，录戎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也。夫公之及戎盟于潜也，时有是事也。时有是事，而孔子不书可乎？故《春秋》之书，其体有二：有书以见褒贬者，有书以记当时之事，备史记之体，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贬予夺者。公之及戎盟于潜，是无褒贬予夺者也，而休欲必为之说，是以其说不得不妄也。且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？王者不治夷狄，是欲苟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