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，唯不务其是非利害，而以父屈人也。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，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。而周公、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，以其弟子而知之也。故非其弟子，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，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。是故老聃、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、孔辩也。何者？彼且以为周、孔之不足信也。夫圣人之于言，譬如规矩之于方圆尔。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，而以规矩辩天下之不方不圆，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，以阴合于规矩。使规而有不圆，矩而有不方，亦无害于吾说。
若此，则其易以折天下之异论。昔者天下之士，其老聃、庄周与夫佛之道者，皆未尝得其要也。老聃之说曰：“去仁义，绝礼乐，而后天下安。”而吾之说曰：“仁义礼乐，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。”佛之说曰：“弃父绝子，不为夫妇，放鸡豚，食菜菇，而后万物遂。”而吾之说曰：“父子夫妇，食鸡豚，而遂万物之性。”夫彼用以其说，而吾亦以吾说。彼之不吾信，如吾之不彼信也。盖天下之不从，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。故夫仁以安人，而行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而播之以乐，守之以君臣，而维之以父子兄弟，食肉而饮酒，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。
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，而曰：“孔子则然。”嗟夫，难哉！愚则不然，曰：天下之道，唯其辩之而无穷，攻之而无间；辩之而有穷，攻之而有间，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果孔子而有穷也，亦将舍而他之。惟其无穷，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。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，而不牵夫仲尼、老聃之名，而后可与语此也。
【老聃论下】
天下之道，惟其辨之而无穷，攻之而无间。辩之而有穷，攻之而有间，则是不足以为道。昔者六国之际，处士横议，以荧惑天下。杨氏“为我”，而墨氏“兼爱”。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，举皆归于杨子；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，举皆归于墨子也。夫天下之人，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，此其势然矣。故老聃、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，而起而承之。以为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不足以收天下，是以不为“为我”，不为“兼爱”，而处乎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之际。
此其意以为，不“兼爱”则天下讥其无亲，不“为我”则天下议其为人。故两无所适处，而泛泛焉浮游其间，而我皆无所与，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。夫天下之人，惟是其所是，而非其所非，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。今夫老、庄无所是非，而其终归于无有，此其思之亦已详矣。杨氏之“为我”，墨氏之“兼爱”，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。故“为我”者，为“兼爱”之所诋；而“兼爱”者，为“为我”之所毁。是二者，其地皆不可居也。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，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。
盖古之圣人，惟其得而居之，是以天下之大服，而其道遂传于后世。今老聃、庄周不得由其大道，而见其隙，窃入于其间，而执其机，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。且夫天下之事，安可以一说治也。彼二子者，欲一之以“兼爱”，继之以“为我”，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。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，然“兼爱”、“为我”亦莫弃也，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，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，故曰：“伯夷、叔齐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；而柳下惠、少连降志而辱身。
言中伦，行中虑，虞仲夷逸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，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”夫无可无不可，此老聃、庄周之所以为辩也，而仲尼亦云。则夫老聃、庄周，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。盖尝闻之，圣人之道，处于可、不可之际，而遂从而实之，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。老聃、庄周从而虚之，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。今将以求夫仲尼、老聃之是非者，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。盖天下固有物也，有物而物相遭，则固亦有事矣。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，以治其有实之事，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？
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，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！夫老聃、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，夫其穷者何也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。故曰：“常无欲以观其妙。”而又曰：“常有欲以观其徼。”既曰：“无之以为用。”而又曰：“有之以为利。”而至于佛者，则亦曰：“断灭。”而又曰：“无断无灭。”夫既曰无矣，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。既曰：“断灭”矣，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。则夫其情可以见矣。仲尼有言曰：“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
”夫老聃、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！
●栾城应诏集卷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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