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。
【礼义信足以成德论】
周衰，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，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，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。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，而求之太迫，导之无术。故樊迟请学为稼，又欲为圃，而孔子从而讥之曰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！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肃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！”释之曰：礼义与信足以成德，又安用稼哉？嗟夫！仁人之言，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，然要其终，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，终莫能易其说。
盖孔子之于卫，常欲正名，而子路笑之矣。冉子之于鲁，常欲彻，而鲁君非之矣。何则？卫之乱，若非正名之所能安；而鲁之饥，若非彻之所能救。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，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。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，则取利多而民不知；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，则事有渐而后无弊。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，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。天下疑之，而愚以为不然。若观于《孟子》而求其所以辨许行之说，则夫农圃之事，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。何者？
许子欲使君臣并耕，饔食而治，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？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。尧以不得舜为忧，舜以不得禹为忧。尧得舜，舜得禹，而礼义流行，忠信洋溢，则天下之民，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，不督之圃而自为圃，而何致于身服农圃之劳，而忧农圃之忧哉？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，亦足以见其无术矣。古之圣人，其御天下也，礼行而民恭，则役使如意；义行而民服，则劳苦而不怨；信行而民用情，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。三德既成，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，而况农圃之功哉！
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于远，则功可成；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，则百弊起。今欲君子、小人而皆从事于农，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？
【形势不如德论】
三代之时，法令宽简，所以堤防禁固其民而尊严其君者，举皆无有。而其所都之地，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，然而历岁数百长久而安存者何耶？秦之法令可谓峻矣，而其所都，又关中天府之固，古之所谓百二者也。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？太史公曰：“权势法制所以为治也，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。”然而二者犹未足恃也。故曰形势虽强，犹不如德也。天下之形势，愚尝论之矣。读《易》至于《坎》，喟然而叹曰：嗟夫！圣人之所以教人者，盖详矣夫。《坎》之为言，犹曰险也。
天之所以为险者，以其不可升，而地之所以为险者，以其有山川丘陵。天地之险，愚闻之矣，而人之险，愚未之闻也。或曰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，此人之险，而高城深地之谓也。曰非也，高城深池，此无以异于地之险。而人之险，法制之谓也。天下之人，其初盖均是人也，而君至于为君之尊，而民至于为民之卑，君上日享其乐而臣下日安其劳，而不敢怨者，是法制之力也。然犹未也，可以御小害，而未可以御大害也。大盗起，则城池险阻不可以固而留，众叛亲离，则法制不可以执而守。
是必有非形之形，非势之势，而后可也。故至《坎》之六四而曰：“樽酒簋贰，用缶，纳约自牖，终无咎。”夫六四处刚柔相接之时，而乃用一樽、二簋、土盎、瓦缶相与拳曲俯仰于户牖之下，而终获无咎，此岂非圣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强服，而为是优柔从容之德，以和其刚强难屈之心，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？嗟夫！秦人自负其强，欲以斩刖齐天下之民，而以山河为社稷之保障，不知英雄之士开而辟之，刑罚不能绳，险阻不能拒。故圣人必有以深结天下之心，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，则《坎》之六四是也。
【礼以养人为本论】
君子之为政，权其轻重，而审其小大，不以轻害重，不以小妨大。为天下之大善，而小有不合焉者，君子不顾也。立天下之大善，而以小有不合而止，则是天下无圣人，大善终不可得而建也。自周之亡，其父子君臣冠昏丧祭之礼，皆以沦废。至于汉兴，贤君名臣，比比而出，皆知礼之足以为治也，然皆拱手相视，而莫敢措。非以礼为不善也，以为不可复也，是亦自轻而已。故元、成之间，刘向上书，以为礼以养人为本。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，或至于死伤，然有司请定法令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。
然而为是者，则亦有故。律令起于后世，而礼出于圣人。敢变后世之刑，而不敢变先王之礼，是亦畏圣人太过之弊也。《记》曰：礼之所生，生于义也。故礼虽先王未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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