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害至而必察。以繁寄人，则事有所分；事有所分，则毫末不遗，而情伪必见。今则不然，举四海之大，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，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。案牍既积，则吏不得不多。案牍积而吏多，则欺之者众，虽有大利害，不能察也。夫天下之财，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，转相钩较，足以为不失矣。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，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。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，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，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？
故臣以为天下之财，其详可分于转运使，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，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，又可颇损其吏，以绝乱法之弊。苟三司犹可损也，而百司可见矣。然而此三法者，皆世之所谓拂世戾俗，召怨而速谤者也。今且将行之，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，以为有可行之道焉。何者？自台省六品、诸司五品，一郊而任一人，自两制以上，一岁而任一人，此祖宗百年之法，相承而不变者也，而仁宗之世则损之；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，自唐以来，亦未始有变者也，而英宗之世则增之。
此二者，夫岂便于世俗哉，然而莫敢怨者，以为吏多而欲损者，天下之公义，其不欲者，天下之私计也。以私计而怨公义，其为怨也不直矣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循理而不恤怨。非不恤怨，知其无能为也。且今此三法者，固未尝行也，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，何者？士之出身为吏者，损其生业，弃其田里，以尽力于王事，而今也以吏多之故，积劳者久而不得迁，去官者久而不得调，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，灭罢其举官，破坏其考第，使之穷窘无聊，求进而不遂，此其为怨岂灭，于布衣之士哉！
均之二怨皆将不免，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，国力匮竭而不能支，十年之后，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。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。苟日增之吏渐于衰少，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，使诸道职司，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，各任其属，曰：自今以前，未有以私罪至某，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，二者皆自上，钧其轻重而裁之，已而以他事发，则与之同罪，虽去官与赦不降也。夫以私罪至某，赃罪正入已至若干，其为恶也著矣，而上不察，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，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。
今世之法，任人者任其终身，苟其有罪，终身钧坐之。夫任人之终身，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，任人之岁终而无过，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。臣请得以较之：任其未然之不可知，虽圣人有所不能。任其已然之可知，虽众人能之。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，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，顾不可哉！且按察之吏，则亦不患其不知也，患其知而未必皆按，曰：“是无损于我，而徒以为怨云尔。”今使其罪及之，其势将无所不问。
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，陛下厉精而察之，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，则其以私罪至某，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，非复过误，适陷于深文者也。苟遂放归，终身不齿，使奸吏有所惩，则冗吏之弊可去矣。冗兵之说曰：臣闻国朝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革至少。其后荡灭诸国，拓地既广，兵亦随众。雍熙之间，天下之兵仅三十万。方此之时，屯戍征讨，百役并作，而兵力不屈，未尝有兵少之患也。自咸平、景德以来，契丹内侵，继迁叛逆，每有警急，将帅不问得失，辄请益兵。
于是召募日增，而兵额之多，遂倍前世。其后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元昊窃发，复使诸道点民为兵，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，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。虽复近岁无事，而关中之兵，至于二十八万。举雍熙天下之众，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，兵多之甚，于此见矣。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，分隶堡障，战后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。每一见贼，贼兵常多，我兵常少，众寡不敌，每战辄败。往者将帅失利，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。夫祖宗之兵至少，而常若有余，今世之兵至多，而常患于不足。
此二者不可不察也。兵法有之曰：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。百姓之费，公家之奉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者，七十万家。而爱爵禄百金，不能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。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重于间。间者，三军之司命也。臣窃惟祖宗用兵，至于以少为多，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，得失之原，皆出于此。何以言之？臣闻太祖用李汉超、马仁、韩令坤、贺惟忠、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，用郭进、武守琪、李谦溥、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，
用赵赞、姚内斌、董遵诲、王彦升、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，饶之以金帛之赐，其家属之在京师者，仰给于县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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