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武王为其父,无改也,虽过三年,忍改之乎?不幸而瞽、鲧为其父者,虽生焉犹将正之,死可以遂而不改乎?文王生而事纣,其死也,武王不待毕丧而伐之,敢曰不孝乎?至公之道也。鲁隐让桓,欲成父志,身终以弑,《春秋》讥之,可曰孝乎?私其私者也。故曰凡子之事其亲者,尽其心焉尔。心贵正,正则不敢私,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。”
曰:“然则言者非乎?”曰:“夫子死,门弟子记其言,门弟子死,而书写出乎人家之壁中者,果尽夫子之言乎哉?”
【诗解统序】
五经之书,世人号为难通者,《易》与《春秋》。夫岂然乎?经皆圣人之言,固无难易,系人之所得有深浅。今考于《诗》,其难亦不让二经,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,用是通者亦罕。使其存心一,则人人皆明,而经无不通矣。
大抵谓《诗》为不足通者有三:曰章句之书也,曰淫繁之辞也,曰猥细之记也。若然,孔子为泛儒矣。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,考于先儒亦无几人。是果不足通欤?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,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,岂是明圣人本意乎!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道所存也。《诗》关此五者,而明圣人之用焉。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,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,是果于其成乎!
故二《南》牵于圣贤,《国风》惑于先后,《豳》居变《风》之末,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,二《雅》混于小、大而不明,三《颂》昧于《商》、《鲁》而无辨,此一经大概之体,皆所未正者。先儒既无所取舍,后人因不得其详,由是难易之说兴焉。毛、郑二学,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,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,或失于疏略,或失于谬妄。盖《诗》载《关雎》,上兼商世,下及武、成、平、桓之间,君臣得失、风俗善恶之事阔广{宀遂}邈,有不失者鲜矣,是亦可疑也。
予欲志郑学之妄,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,合之于经,故先明其统要十篇,庶不为之芜泥云尔。
【二南为正风解】
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,不得有《风》,《风》之生,天下无王矣。故曰诸侯无正《风》。然则《周》、《召》可为正乎?曰:可与不可,非圣人不能断其疑。当文王与纣之时,可疑也。二《南》之诗,正、变之间可疑也。可疑之际,天下虽恶纣而主文王,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,亦曰服事于纣焉。则二《南》之诗作于事纣之时,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,岂所谓周室衰而《关雎》始作乎?史氏之失也。推而别之,二十五篇之诗,在商不得为正,在周不得为变焉。
上无明天子,号令由己出,其可谓之正乎?二《南》起王业,文王正天下,其可谓之变乎?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。学《诗》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,故正、变不分焉。以治乱本之二《南》之诗,在商为变,而在周为正乎。或曰:未谕。曰:推治乱而迹之,当不诬矣。
【周召分圣贤解】
圣人之治无异也,一也。统天下而言之,有异焉者,非圣人之治然矣,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。文王之化,出乎其心,施乎其民,岂异乎?然孔子以《周》、《召》为别者,盖上下不得兼,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。文王之心则一也,无异也。而说者以为由周、召圣贤之异而分之,何哉?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,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,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?召南之民得之者浅,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,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?殆不然矣。
或曰:“不系于《雅》、《颂》,何也?”曰:“谓其本诸侯之诗也。”又曰:“不统于变《风》何也?”曰:“谓其周迹之始也,列于《雅》、《颂》,则终始之道混矣;杂于变《风》,则文王之迹殆矣。《雅》、《颂》焉不可混周迹之始,其将略而不具乎,圣人所以虑之也,由是假周、召而分焉,非因周、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。盖民之得者深,故其心厚;心之感者厚,故其诗切。感之薄者亦犹其深,故其心浅;心之浅者,故其诗略。是以有异焉。
非圣人私于天下,而浅深厚薄殊矣。”
“二《南》之作,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,是文王受命之前也。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太姒不得有后妃之号。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,先儒序之云尔。考于其诗,惑于其序,是以异同之论争起,而圣人之意不明矣。”
【王国风解】
六经之法,所以法不法,正不正。由不法与不正,然后圣人者出,而六经之书作焉。周之衰也,始之以夷、懿,终之以平、桓,平、桓而后,不复支矣。故《书》止《文侯之命》而不复录,《春秋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