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盖原于此。
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六年，参知政事。英宗未亲政，后太后御帘，大臣奏事，间有未可，修必力抗是非。台谏官至政事堂，所论或矫异，他执政未及言，已面折其短。朝士建白利害，及凡所求请，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，某事不可行。以是怨诽益众。帝将追崇濮王，命有司订议，皆谓当称皇伯，改封大国。修引《丧服记》，以为：“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’，降三年为期，而不没其父母之名，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。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，历考前世，皆无典据。
进封大国，则又礼无加爵之道。”故中书之议不与众同。太后出手书，许帝称亲，尊王为皇，三夫人为后。帝不敢当。于是御史吕诲等六人争论不已，指修为主议，皆被逐。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，修荐为御史。众目为奸邪，之奇患之，则思所以自解。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，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。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，思永以告之奇，之奇即上章劾修。神宗初即位，欲深谴修，访于故宫臣孙思恭，思恭为辨释。修杜门，请推治。帝使诘思永、之奇，问所从来？
辞穷，皆坐黜。修亦罢为观文殿学士、知亳州。明年，移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、判太原府，辞不拜，徙蔡州。
修本以风节自持，既数困污蔑，才年六十，即连乞谢事。帝辄优诏弗许，及守青，又以擅止散青苗钱，为王安石所诋，故求归愈切。熙宁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薨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文忠。
修始在滁州，号醉翁，晚更号六一居士。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机阱在前，触发之不顾。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志气自若，不悔也。为文天才自然，丰约中度。其学推韩愈、孟轲以达于孔氏，著礼乐仁义之实，以合于大道。其言简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连类，折之于至理，以服人心。超然独骛，众莫能及，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洵子轼、辙，布衣屏处，未为人知。修即游其声誉，谓必显于世。
笃于朋友，生则振掖之，死则调护其家。
好古嗜学，凡周、汉以降金石遗文、断篇残简，一切掇拾，研稽异同，立说于左，的的可表证，谓之《集古录》。奉诏修《唐书·纪·志·表》，自撰《五代史记》，法严词约，多取《春秋》遗旨，殆与《史》、《汉》相上下。苏轼叙其文曰：“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”识者以为名言。
中子，字叔弼，广览强记，能文词。年十三时，见修著《鸣蝉赋》，侍于侧不去，修抚之曰“儿异时必能为此”，因书以遗之。用荫为秘书省正字，登进士乙科，念父老不肯仕，强之，乃调陈州判官，终不行。修所为文须人代者，多出其手。修薨，代草遗表，神宗读而爱之，意修自作也。免丧，始为审官主簿，官制局检详官，太常博士，主客考功员外郎。议者患选人员多，请令二十五岁而试于铨，又守选三年而后仕。进士特奏名者，予之官而不使调选。
曰：“是非朝廷所以立议本意也。且所为议冗官者，欲利士人耳。今加年而使守选，是反害之也。所谓特奏名者非他，儒人老于场屋者也，闵其无成而老，故予之微官，使沾禄而后归。今乃授之虚名，是终穷之也。”遂得不变。元初，以集贤校理为著作郎，判登闻鼓院，复徙职方礼部员外郎、知襄州。曾布执政，其妇兄魏泰恃声势来居襄，规占公私田园，强市买，与民争利，郡县莫敢谁何。至是，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而请之。吏具成牍至，曰：“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？
”却之。众共白曰：“泰横于汉南久，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，而又可却邪？”竟持不与。泰怒，谮于布，徙知潞州，旋又罢去，夺校理。元符末，还朝，历吏部、右司二郎中，以直秘阁知蔡州。蔡地薄赋重，转运使又为覆折之令，多取于民，民不堪命。会有诏禁止，而佐吏惮使者，不敢以诏旨从事。曰：“州郡之于民，诏令苟有未便，犹将建请。今天子德意深厚，知覆折之病民，手诏止之。若有惮而不行，何以为长吏？”命即日行之。未几，坐党籍废。
十余年卒，年六十七。
史臣曰：由三代以降，薄乎奏、汉，文章虽与时盛衰，而蔼如其言，烨如其光，如其音，盖均有先王之遗烈。涉晋、魏而弊，至唐韩愈氏乃复起。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，至修复起。阏百川之颓波，导之东注，斯文正传，追步前古，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，此两人足以当之。愈不极于用，修用矣而不极其至。然国朝文风，彬彬至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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