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安石之祸未炽也。《周礼》一书,宋儒终不敢直以为非周公所作。或言王莽时,刘歆伪撰篇章篡入之以媚新室,俾其虐政,若出周公之旧典者,而礼家以为不可。今观修文,核计六官之属五万余人,而无员额者尚不在内,乃欲以千里之地供其禄糈,则实势所必无矣。顾修所疑,犹为举其小而遗其大也。夫圣人之治天下,养人为大。《书》曰“厚生”,《易》曰“损上益下”,《诗》刺“苌楚”,《春秋》讥“税亩”,孔子曰“富之”,孟子曰“薄税敛”,
《大学》曰“财聚则民散”,凡六经、四子之书,所以教万世之帝王、公卿、大夫,至于师长、百执事者,莫此为先焉。盖天生贵者所以养贱者也,天生富者所以养贫者也,此天地之性也。圣贤之所以为圣贤,由欲利民也;经书之所以为经书,由欲垂利民之典则于万世也。今观《周礼》司市、质人、廛人、肆长、泉府、司门、司关、山虞、林衡、川衡、泽虞、迹人、B3人、角人、羽人、掌葛、掌染、掌荼、掌蜃之属,举市廛门关山林川泽所有鸟兽鱼鳖草木玉石一切货贿之属,莫不设厉禁而尽征之。
入市有税,入门有税,入关有税,避而不入即没入之,地所从产又官守而以时入之,甚至民有称贷又官取其息,不如禁者执而诛罚之。如是,则天之所生,地之所长,人之所养,俱入朝廷,不留一丝毫之遗利以与民矣。虽王莽之虐,恐其力亦不能悉如书中之所载,以尽行其厉民之事也,而谓周公为之乎?若夫有天地而后有万物,有万物而后有男女,有男女而后有夫妇。《中庸》曰“造端乎夫妇”,夫妇诚人道之始也。今《周礼·媒氏》曰“中春之月,会男女于是时也,奔者不禁。
若无故而不用令者,罚之”,又曰“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”。如是,则是设之官,立之禁,驱天下女子之未有夫者必奔,而夫死者必嫁也。诚何心哉!其他琐细不具论,即此二大端,在上者虽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,又如之何其可行邪?由此观之,即使周公果有是书,亦已不传于后世。孟子不云乎“诸侯恶其害己也,而皆去其籍”。岂孟子时已无其籍,而今日犹有全书邪?纵使尚有断简残编之没于莽秽榛杂中者,非圣人复起,其孰能辨之?然则或谓刘歆媚莽所作者,似亦十得六七也。
【问进士策】
学校之教不逮于古,而取士无长策矣。其上下交相失之故,具见于篇,盖千古贤君志士之所同慨也。
【泰誓论】
乍读斯论,一则曰“妄说”,再则曰“妄说”,更三四称而不止,若言之无文者,绎思之,而后知其用意也。《无逸》曰“文王受命惟中身”,盖由武王已得天下之后而推本言之耳。周公若曰当文王之中年,已可朝诸侯,有天下,而不改臣节,文王所以为至德也,文王非不能得天下而必待武王也。孔子亦曰“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”,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后世不察,转因“受命惟中身一语”,而谓文王有灭商之心,且显叛商之迹,推其年岁,当在戡黎之时。
遂谓其时西伯称王改元,武王本文王之志以伐商,即位不改元,而于泰誓之十有三年。缪解纷纭,曹操、司马懿遂有吾其为周文王之语,经之不明人伦之大患。修既确见其妄辞,而辟之应不遗余力,故不惜言重辞,复为斩斩之辞,凡以明人伦云尔。
【本论】
此文切中宋仁宗时政事之失。汉之不复于三代,人每为文、景叹,宋之遽衰于神、哲,人亦每为仁、英惜。盖国无人焉,孰与为理!此《雅》诗所以颂美人君,必以贤才众多为辞。盖国家之福,天地之祥,诚莫大乎此也!
【为君难论上下】
《为君难论》分著用人、听言之难,故作上下二篇,实一首也。
【岘山亭记】
修言羊叔子、杜武库“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”,盖谓二人之意非沾沾诩诩自喜,直自以为功烈犹卑不足传后,而恐其磨灭云尔。此修厚待古人处,而所以勖史中辉者已在言外。虽然,亦未可谓羊、杜之意不如修所云也。凡人急功近名,蕲胜于人而取于人,岂必不胜于人而取于人哉?而实之美恶,其发也不掩,往往及身而败,又安能死而益明、久而愈光?惟实有立于天地而被于万民,则其存也,常自然不足蒿目焉,而莫副所愿。及其亡也,其所立与所被乃耿耿不磨,出于其人平时意料之外。
古语云“鼠忘壁,壁不忘鼠”,谓其实有穴在也。善固如此,恶胡不然?子曰: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疾没世而名不称,则必其未没之尽其实也明矣。名者,实之宾也。岂曰吾将为宾乎?岂曰蕲胜于人而取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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