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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然在孔子则曰「时中」,在伊尹则曰「任」,岂伊尹于勿忘勿助之间尚有所未彻耶?
孔子、伊尹皆见得与物同体、痛痒相关道理,但夫子仕止久速当其时,而己无与焉处到不得。伊尹只见得天之生斯民,使先知觉后知,先觉觉后觉,将以斯道觉斯民,故治亦进、乱亦进,五就汤、五就桀,一向要乾天下事,心便死杀了,便有以己与之之意,不如夫子之活。是故圣人天理便活泼泼地,伊尹天理便硬了,若硬执定用与硬定不用一般,是以己与之之心,果哉!末之难矣。惟有圣人用行舍藏,随时卷舒之心,惟颜子知之,故曰:「惟我与尔有是夫!
」孟子曰:「君子之所为,众人固不识也。」
问:先儒曰:「祖伊恐,奔告于王曰:『天子!天既讫我殷命。』」则是已交手争竞了,纣固无道,然亦武王事势不相安,住不得了。仲虺告成汤曰:「肇我邦于有夏,若苗之有莠,若粟之有秕,小大战战,罔不惧于非辜。」分明言事势不容住,我不诛彼,则彼将图我云云。夫以戡黎为武王之事,揆之事理,恐为得之。若谓二圣征伐出于事势所迫,似非天理之正。「小大战战,罔不惧于非辜」,或亦是言桀之见恶于人,汤之得人心处,故曰「矧予之德,言足听闻」,言德之入于人也。
只如此说,然否?
我不诛他,则他必图我,文、武未必有此意。以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心推之,则其戡黎,亦以黎助纣之恶,彼时得专征伐,故戡黎以剪其羽翼而恐动之,欲其改过未可知。若遂改过,则人心归而天命尚未绝,如何住不得?文武亦何心哉!视人心之去留,天命之改与未改耳!顺乎天、应乎人而己不与焉,此圣人之心也。若武成、泰誓等书,孟子已不尽信,然则于汤誓亦当如此。易曰:「汤、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」书曰:「于汤有光。」则二圣人同心,未可以书词而定汤、武之优劣也,书词多有伪者。
苏氏曰:「武王非圣人也,以其伐纣也。」予尝曰:「此武王之所以圣也。」非圣人无我,做此事不得,必纯乎天理,内省不疚,乃能行之。故使文王之时伐纣,亦非文王,使武王之时而不伐纣,亦非武王。
问:「微子去之、箕子为之奴、比乾谏而死,夫子曰:『殷有三仁焉。』」微子之去是矣。箕子、比乾皆诸父也,微子询问之时,何独曰「比乾安于义之当死而无言」耶?朱子曰:「仁者至诚恻怛之谓。」若有至诚恻怛之心,而不真见夫当死当生之正,又安得以为仁乎?故曰:「自靖,人自献于先王。」是其心真各有以自见夫当生、当死、当留之实,纯为乎天理之自然,而非规格形体之可拟议者也,故曰「自靖自献」。延平曰:「比乾杀身,盖非得已,箕子亦偶未见杀耳,非有意于为奴也。
使其先有杀身、强谏之心,则亦不得为仁矣。」「王子不出,我乃颠隮。」纣之必亡,二子知之,谓非先有死之之心,何也?
三仁皆同道,皆欲存殷,若云执定死格子,各择一件去做,是皆出于有意之私,有所为而为矣,且又何补于殷之存亡?后儒只是看这天理不活了,延平之说为近之。盖三子皆纣之父兄贵戚,当时必皆谏诤。微子为兄,见谏而不听,则去位逃出,犹以去谏,冀纣悔悟,故箕子曰:「王子不出,我乃颠隮。」分明欲其以去谏而救殷之危亡也。其谓抱祭器归周以存宗祀,即此去者,非也。此乃克商之后,面缚衔璧,武王释之之时耳。
箕子见其如此,犹谏而不已,纣怒而囚之,是时纣怒犹未甚,故未至死,因狂徉为奴,以冀纣之悔悟而改,故曰:「商其沦丧,我罔为臣仆。」言不忍居臣位而坐视其亡,而安于囚奴也。若以为不事二君之意,乃三子之优为,何必先言之?或以为道在箕子故不死,则是箕子自知有道,即非箕子矣。若比乾谏如初益切,故纣怒甚而杀之,比乾则安于死,亦以死谏,以冀纣之改而存宗社。事各有前后,所遭各有不同耳。死者非人臣之幸,若以为比乾安于义之当死而不言,则是有意于死而非天理之正,何得为自靖为仁乎?
三仁同一存殷之心,无所为而为,天理之正者也,故三子易地则皆然。
   问:吴氏曰:「汤、武皆以兵受命,然汤之辞裕,武之辞迫;汤之数桀也恭,武之数纣也傲。疑其书之晚出,非尽当时之本文也。」自今观纣,天命已绝、人心已去,即是独夫,不妨于迫。然要之恐是武王之学未至于至精至熟之处在,文王处此,当另有说矣。
  街?此书多有伪作者,不可信也。?汤、武之心同一顺天应人而己不与焉,又同一非富天下之心。孟子:「尽信书不如无书,吾于武成,取二三册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