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已不是道理。圣贤论学，只云「温故而知新」，只知新处，便有日新，日新之谓盛德。天道生生不已，只是盛耳，非有别一种奇特也。夫学不过知行，知行不可离，又不可混。说命曰：「学於古训，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。」中庸必先学问思辨而后笃行；论语先博文而后约礼；孟子知性而后养性，始条理者知之事，终条理者圣之事；程子知所有而养所有，先识仁而以诚敬存之。若仆之愚见，则於圣贤常格内寻下手，庶有自得处。
伊川自谓与兄之道同，至其所入所造，则明道之洒脱，伊川之执滞，自有不可得而同者。观尧夫临终谕以面前路要阔，与夫生姜之讽，及入朝之迹，观花之言，皆想见矣。
夫学以立志为先，以知本为要。不知本而能立志者，未之有也。立而不知本者有之矣，非真志也。志立而知本焉，其於圣学，思过半矣。
敬则不妄，故曰诚。诚则不妄动，故曰静。静者定也，非对动而言者也。
虚内事外，忘己逐物之患，正坐内与外、己与物[作两]段耳，作两段是二本也。学之至要乃在於是。
至虚者心也，非性之体也。性无虚实，说甚灵耀？心具生理，故谓之性。性触物而发，故谓之情。发而中正，故谓之真情，否则伪矣。道也者，中正之理也。
君子立其中正，故情不流。情不流，故性不凿。性不凿，故虚实之体全。故曰尽心之谓也。故待夜气而见，则旦昼必不然矣。旦昼不然，[则]有时而间矣。君[子]之学，莫若自强而不息，终身而不违，故旦昼皆夜气也。
大凡言语多则心志乱，山谷万言，万中不如一默。
主一便是无一物，若主中、主天理，则又多了中与天理，则是二矣。但主一则中与天理自在。
元来明德新民全在止至善上用功。知止能得即是知行合一，乃止至善之功。其古之欲明明德二节，反复推到格物上，意心身都来在格物上用功，上文知止定安即其功也。家国天下皆在内，元是一段功夫，合内外之道，更无七段八段。格物者即至其理也，意身心於家国天下，随处体认天理也，与中庸之意同。
在心为明德，在事为亲民，非谓静坐而明德，及长然后应事以亲民也。一日之间，开眼便是应事，即是亲民。自宋以来，儒者多分两段，以此多陷支离。自少而长，岂有不应事者？应事而为枝叶，皆是一气扩充。
虚实同体也，佛氏岐而二之，已不识性，且求去根尘，非得真虚也。世儒以佛氏为虚无，佛氏乌足以及此？来谕又以言动饮食为精蕴，知此则是合内外之道而虚实一矣。程子曰：「道一本也。知不(本)二本，则是笃恭而天下平之道。」
程子所谓「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」，格物是也，更无内外。静言思之，吾与阳明之说稍异者有其故矣。盖阳明与吾看心不同，吾之所谓心者，体万物而不遗者也，故无内外。阳明之所谓心者，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，故以吾之说为外。各从所主而言之，是以不同。元来只是一理，更无别理，虽尧桀不能存亡，又安能不同也？在学者善观，未可草草也。
吾之所谓随处云者，随心、随意、随身、随家、随国、随天下，盖随其所寂所感时耳，一耳。寂则廓然大公，感则物来顺应，所寂所感不同，而皆不离於吾心中正之本体。本体即实体也，天理也，至善也，物也，乃吾之良知良能也，不假外求也。但人为气习所蔽，故生而蒙，长而不学则愚，故学、问、思、辨、笃行，所以破其愚，去其蔽，警发其良知良能者耳，非有加也，故无所用其丝毫人力也。如人之梦寐，人能唤之惺耳，非有外与之惺也。故格物则无事矣，大学之事毕矣。
(宗)[宇]宙第二十
所云：「看来宇宙内无一事一物合是儒者少得底。」此言最当，更不若云：「宇宙内无一事一物合是人少得底。」尤见亲切，盖人与天地万物一体，宇宙内与人性分不是二物，故少不得也。
明道「作字甚敬，即此是学」之言，乃区区今日二业合一之诀。
勿忘勿助元只是说一个敬字，先儒未尝发出，所以不堕於忘，则堕於助，忘助皆非心之本体也。此是圣贤心学最精密处，不容一毫人力。
体认天理，不能不与事俱往，此只可责志耳。庄子云：「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。」
造次颠沛，终身不违，欲人於本上用功，贯通只是一理。若无此本，只於制行上便了，则必信必果者，夫子何以谓之小人？克伐怨欲不行者，陈文子、子文之忠清者，何以皆不许其仁？孟子何以有集义义袭之分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之辨？石翁名节道之藩篱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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