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、宋褧、傅若金的碑铭，则是这几位代中期著名文学家的翔实的传记，其中记录了他们的文学活动，也记述了他们的仕途生涯。李衎、李遵道父子是元代享有盛名的画家，他们两人的生平，只有在滋溪文稿中可以找到详尽的记载。还值得提出的是，苏天爵为韩公麟、窦行冲、王彦泽等医学名家所作的碑传，对于了解元代医学的成就和元朝政府对医学的态度很有帮助。总的说来，苏天爵笔下的碑传人物，以元代中、后期居多。他们的言论、行为，很多均是苏天爵亲身见闻，所以记述自然翔实可信。
滋溪文稿中的其它体裁的文字，如奏疏、记、序、读书札记、题跋等，都有程度不等的史料和学术价值。其中奏疏二卷，涉及顺帝朝初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。如灾异建白十事、山东建言三事等文，全面、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，从而显示了元末全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必然性；乞续编通制、建言刑狱五事、乞详定斗殴杀人罪、乞差官录囚等篇，提供了许多有关元代法制和刑狱的资料；而修功臣列传一文，使我们对元代国史的修撰情况有所了解。记、序、题跋中也有许多涉及当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重要内容。例如，新升徐州路记叙述了徐州升路的背景：适应镇压羣众武装暴动的需要；跋延佑二年廷对拟进贴黄后、书泰定廷试策题稿后二文，有助于了解科举制度的实施情况。文稿中的读书札记祇有两篇，一篇是三史质疑，系苏天爵为纂修辽、金、宋三史而作，已见前述。另一篇是读诗疑问，系苏天爵三十四岁时读朱熹诗集传、吕祖谦读诗记有所疑而作，对于研究诗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清人修四库全书总目，在介绍滋溪文稿时说：「其波澜意度，往往出入于欧、苏，突过其师（指安熙——引者）远甚。至其序事之作，详明典核，尤有法度。集中碑版几至百有余篇，于元代制度人物，史传阙略者，多可藉以考见。元史本传称其身任一代文献之寄，亦非溢美。」见该书卷一百六十七集部别集类二十。完全可以说，滋溪文稿是研究元代历史的必读的基本文献之一。在元代众多的私家文集中，它是公认的比较重要的一种。
文稿赵汸序云：「滋溪文稿三十卷，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赵郡苏公之文，前进士永嘉高明、临川葛元哲为属掾时所类次也。」赵汸字子常，徽州休宁人，元末著名经学家。他的文集东山存稿中有多篇文字提到了苏天爵，说明二人有较密切的交往。高明，字则诚，温州瑞安人。温州古称永嘉，故赵汸以永嘉为其籍贯。至正五年进士，南戱琵琶记的作者。葛元哲，字廷哲，江西抚州金溪人。抚州古称临川。至正八年进士。按苏天爵曾两度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一在至正八、九年，一在至正十二年。葛元哲任江浙省掾是至正八年的事，赵汸：书苏奉使本末后，东山存稿卷五。赵汸作序的时间是至正十一年十一月，因而文集的编定祇能在苏天爵第一次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，即至正八、九年间，而不能在第二次出任时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文稿收录了苏天爵在至正九年以后写的文章，时间最晚是辛卯（至正十一年，一三五一年）秋七月，距赵汸作序不过四个月。跋丘侯送行序后，滋溪文稿卷三十。据此，我们可以说，滋溪文稿三十卷在至正八、九年间，由高明、葛元哲大体编成，后来有所增补，大概在至正十一年十一月赵汸作序前，才最后定稿。
在滋溪文稿目录后有文四篇。前两篇分别为马祖常、陈旅作，无题。第三篇是祝蕃所作像赞，第四篇是商企翁所作画像赞。关于马、陈二文应作一点说明。马祖常文一开始说：「右苏君伯修杂着。」显然是为苏天爵文集所作的跋。但马文作于至顺元年（一三三○），距滋溪文稿成书还有二十年，元代有不少文人立意著作，随时请一些名家为自己的部分诗文作序跋，待最后成书时一并收入，这是习见不鲜的事。例如，名诗人乃贤的金台集所收诗篇以至正四年到至正十年所作居多，成书应在至正十一年以后，但所收序跋有好几篇均作于至正四年以前。严格地说，马祖常此文是为苏天爵部分诗文所作跋，当时可能连文集的名称都没有定下来，故祇称「杂着」。陈旅文又见于他的文集安雅堂集卷十三，题为跋松厅章疏。松厅章疏是苏天爵任监察御史时所上章疏的汇编，部分内容收入文稿卷二十六、二十七。故文稿编定时将陈旅的有关跋文一并收入。
滋溪文稿成书后曾于元末刻印，现存有元刻本卷二十五至卷三十。原系缪氏艺风堂藏书，藏园羣书经眼录卷十五集部四。后归北京图书馆。明、清二代一直没有重刻，祇有钞本流传。进入民国以后，张钧衡辑适园丛书，将滋溪文稿收入第六集，于民国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出版。徐世昌于民国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，也将文稿刊印出版。这就是比较通行的适园丛书本和徐氏退耕堂刻本。
适园丛书本以钞本为底本，其中部分曾用元刻残本校过。据张钧衡跋，所用校本系「元大字本后六卷残帙」。应即缪氏艺风堂藏本。但北京图书馆所藏残本祇有五卷，即卷二十六至三十。书中许多蒙古色目人名、氏族名、职官名经过窜改，如「达噜噶齐拉拜」（原作「达鲁花赤老孛」）赵文昭公行状，见滋溪文稿卷二十二。，「哈喇娄准台氏」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