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置桐城县。按《陶学士文集》，甲辰岁守黄未几，谪为桐城令。安之被谪，必以癸卯从征，令家人易盐之事也。俞本所记当不缪。其云俱置黄鹤楼下沉江而死，则当有误。盖主敬但谪桐城，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华也。《国初事迹》云：夏煜犯法，取到湖广，投于江。与俞本记合。
壬寅，上驻金陵。曹良臣以所部来附。
按至正壬寅，顺帝二十二年，即龙凤八年也。庚午诏书：持兵负固于两间，可观望而不观望，乃来归者，良臣居其次。黄金《录》以为在金陵、安丰两主之间，非也。太祖方以龙凤记年，开国承制，安得自命两主，如黄金所云耶？当是时，小明王都安丰，张士诚已降元，构兵安丰，与察罕相应，次年即有安丰之围。良臣聚兵立堡，不走张氏而走金陵，此所谓持兵两间，可观望而不观望者也，岂容以金陵、安丰为言？小明王自亳徙安丰，已而为张氏所困。自安丰徙滁，其势日蹙，依吾太祖以仅免耳，岂有方张之势，可与金陵称两大者，而嘉其择主自拔耶？俗儒不达时务，误解诏书，不足采也。
壬寅六月，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来致书。
按察罕破汴梁，下山东，江南震动。我太祖遣使通好，察罕亦致书相答。已而有张昶、马合谋之来，察罕为之也。上曰：“察罕书辞，欲以甘言啖我。”所谓甘言啖我者，即荣禄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平章之命也。元使以航海来，淹留逾年，而察罕被刺之问亦至矣。野史所谓太祖闻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。太祖闻察罕死，叹曰：“天下无人矣。”又曰：“元朝不达世变，尚敢遣人扇惑我民？”察罕之死，所关系岂不重哉！刘辰《国初事迹》大书其事，无所隐避。国史虽多微词，亦不尽没其实。参互之可以考见，辰又云：太祖以孤军独守，别无趋向，成败当听其自然。在后灭陈擒张，信知天命有归。即位后，始图中原。然吾以为察罕一死，天意灼然归我明矣。呜呼！帝王之兴，岂不有天命哉！圣祖极推重察罕，即位后幸汴梁，特遣使往祭。厥后洪武九年，宋濂奉敕撰《方国珍神道碑》，历数一时群雄，皆直书其名，而于察罕则云齐国李忠襄王察罕，保河雒。其严重之如此，非本于圣祖之意，当时史臣，宁敢轻奖亡国之臣，以干圣怒耶？或曰：圣祖《祭忠襄文》，颇多讥评之语，亦非圣祖之初意也。
戊戌二月，明玉珍破嘉定，尽有川蜀之地。
按《元史 顺帝纪》：辛丑五月癸丑，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，李思齐遣兵击败之。《实录》本传载在戊戌岁，则相去四年矣。玉珍之绝友谅，称陇蜀王，在庚子岁，而《元史》记于壬寅五月；其称帝改元在壬寅岁，而《元史》记于癸卯正月；至玉珍之攻陷云南，在癸卯十二月，而《元史》记于壬寅之三月。其错互不一如此。盖《元史》修于洪武元、二陇蜀未入职方之时，而《实录》则平夏之后本其《载记》而存之也。断以《实录》为正。
癸卯三月，上率右丞徐达等击安丰。
黄伯生撰《诚意伯行状》云：中书设御座，奉小明王，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。公骂曰：“彼牧竖耳，奉之何为？”遂不拜。《实录》及本传皆不载此事。是时上方奉龙凤正朔，承制行事，文成不应孟浪若此。或云：在癸卯克安丰之后。于事理为近。刘辰《国初事迹》云：张士诚攻安丰，刘基谏曰：“不应轻出，若救出来，发付何处？”此则文成不奉龙凤之本谋也。
癸卯四月，陈友谅攻洪都。元帅牛海龙、万户程国胜等皆战死。后俱配享洪都功臣庙。
《实录》记戊子之战，与朱善《安定侯神道碑》大略相同。但《实录》以为韩成等先战死，张定边方犯御舟。《碑》则以为定边犯御舟之时，成等咸与格斗。御舟既脱，而成等以援绝死之也。《碑》所记比《实录》为核。《实录》又于韩成下脱国胜偕死事，则以癸卯四月误载国胜与牛海龙俱死洪都之事也。国胜与牛海龙夜劫友谅营，牛中流矢死，程泅水得脱，径达金陵，从太祖亲征，死鄱阳湖，南昌城中不知也。次年甲辰，追录诸臣，南昌报程与牛俱死，得与祀赠侯。饶州又以国胜死康山事来上，又得与祀赠伯。当时事冗，不暇两相参订也。《实录》载国胜与海龙俱战死，盖据南昌所上国胜死事状也。甲辰立庙，国胜两得与祀，而《实录》则于两庙皆佚其名。后是有建议祀典重复，遂罢程豫章之祀。厥后有司又并罢康山之祀。修《会典》者亦因之，沿袭至今，国胜遂不复预两庙之祀矣。国史失于考核，遂成祀典百世之误，宜亟正之。
癸卯秋七月丁亥，与友谅师遇于康郎山。戊子，焚寇舟二十余艘，彼军杀溺者甚众，我指挥韩成、元帅宋贵、陈兆先等皆死。
高阳侯韩成之死于鄱阳也，定远黄金著《开国功臣录》，以为成当太祖危急时，服御袍对敌自沉。史家竞传之，比于纪信之诳楚。而《实录》纪此战，则云彼军杀溺者甚众，我指挥元帅宋贵、陈兆先等亦战死。国史故多讳辞，然以成之忠烈如此，一切抑没而不书，难乎其为实录矣。丰城朱文恪公善撰《安定伯程国胜神道碑》纪其事最详。盖当御舟胶浅，张定边奋前直犯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