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平章荣禄者，士德降元所授，曰楚国公者，元追封也。按《洪武实录》，士德以丙申二月据平江，秋七月援毗陵。中山武宁王设伏擒之。我太祖高皇帝御制武宁《神道碑》，亦首载其事。今基《舟中望虞山》之诗，则以为楚公身将楼船百战捐躯之地，此所谓传闻异辞矣。基身在士德幕中，是诗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，不当为无稽之言。而丰碑国史，简册昭然，又岂宜有错误哉？今年采辑《开国功臣事略》，于宋文宪《銮坡后集》，得《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》云：丁酉六月戊辰，取江阴。
秋七月丙子，攻常熟，张士德出挑战，公麾兵而进，士德就缚。士德，士诚之弟也。遂征望亭、甘露、无锡诸寨。以武桓之碑观之，则基之诗为有征矣。文宪身任国史，奉诏撰此碑，必经呈进。士德之就擒，开国之大事也，安得无所援据，而轻以武宁之功状移于武桓。《碑》于士德就缚之下又曰：士德，士诚之弟也。其属词郑重，似有意欲疏通证明之者。余因是而详复考之，则《实录》之误，诚不可得而掩矣。《实录》七月擒张九六，十月，士诚以其弟被擒，遣孙君寿请和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，黄金五百两，白金三百斤。
刘辰《国初事迹》以为士德母痛其子故也。然士诚既以失弟而耸惧，其母又以痛子而请和，士诚之遗书，何以了不置喙。高皇帝之复书，则曰：攻围常州，生擒张、汤二将，尚以礼待，未忍加诛。尔所获詹、李，乃吾偏裨，无益成败。张、汤二将，尔左右手也，尔宜三思。我师既擒士德，获其谋主，又何以匿而不言，但及张、汤二将耶？其误一也。《元史》：丙申七月，士诚兵陷杭州，杨完者击败之。陶九成《辍耕录》纪杭州之役，士德与王与敬偕往。
以诸书互考之，则士德陷杭在七月，其败归平江当在八月，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？其误二也。《元史》《顺帝纪》及《达识帖睦迩传》，张士诚为书请降，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周伯琦抚谕之，诏以士诚为太尉，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。时士德已为大明兵所擒。此丁酉八月事也。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，则去士诚纳款，已一载余矣，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？又按《达识帖睦迩传》，元授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，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，则其事在旬月间矣。
《元史》之书法甚明。其误三也。士德以好贤下士，创造伯业，如王逢、杨维祯、杨基者，颂慕之辞，久而不替。不独陈基辈流召致馆下者也。假令以二月入吴，七月就缚，居吴不及半载，又提兵往来三郡，无须臾之暇。士德虽有过人之略，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？其误四也。王逢《梧溪集》云：今太尉开藩之三月，令部将王左丞晟书使踵海上招至吴中，以予避地无锡，说晟劝张楚公归元，擢淮省都事。予辞不就。逢他日游昆山怀旧伤今之诗，亦云：“桓桓张楚国，挺生海陵鄙。
玄珠探甓社，白马饮浙水。三年车辙南，北向复同轨。量容甘公说，情厚穆生醴。誓击祖逖楫，竟折孙策棰。天王诏褒赠，守将躬岁祀。”士诚之归元，其谋皆出于士德，逢以元之遗老，与有谋焉。令丙申之秋，士德已为俘虏，逢虽欲缓颊，何以自效？其误五也。《元史》记丁酉岁士诚屡为杨完者所败，然后乞降。士德之被擒在七月，而元之招谕在八月。则士德被擒时，归款之事已定矣。《实录》谓我欲留士德以诱士诚，士德间遗书士诚，俾降元以谋我，故诛之。
国史既误记士德被擒于前，而不欲泯其主谋降元之事，故曲为之辞，非事实也。其误六也。由此言之，则士德被擒之事，断以赵武桓之碑为正，而《实录》之误为无疑也。予又考《天潢玉牒》云：丁酉六月取江阴州，攻尝熟，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。《皇明本纪》云：明年，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，擒其弟张九六，并获其战船马匹。皆与《武桓碑》相合。湖桥在虞山西，北通福山港，为舟师入江要地，故士德被擒于此。基由琴川次福山港，舟中望虞山，至今可想见其处。
《本纪》曰宜兴，传写之讹也。又考《实录》，丁酉七月丁丑，徐达兵徇宜兴，取常熟，击张士诚兵败之，获马五十匹，船三十艘，降其兵甚众。《武桓碑》记攻常熟在丙子，《实录》纪在丁丑，相去止一日，固知即此一役也。云徐达兵取常熟，而不言武桓者，武桓方以领军先锋听大将调遣，常熟之兵，亦听武宁调遣，遂没而不书。独于取尝熟下，脱士德就缚之事，则以丙申误记于前故也。然此事所以传讹者，盖亦有故。丙申七月，既擒张、汤二将军，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张德，用兵之际，羽书交驰，奏报错互。
流传既久，即圣祖制碑之日，亦止据一时功状书之，未及是正耳。《平吴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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