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司隶请事穷竟，丞相以下请正法。议郎耿育上疏，以为愚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，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，乃反覆校省内，暴露私燕。晏驾之后，尊号已定，万事已讫，乃探追不及之事，讦扬幽昧之过，此臣所深痛也。即如臣言，宜宣布天下，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。不然，空使谤议，上及山陵，下流后世，远闻百蛮，近布海内，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。孝子善述父之志，善成人之事，唯陛下省察。育之言皆应经谊，岂非佞人之尤者乎？近代小人，訾挺击、移宫之事者，曰慈曰孝，上痛山陵，下惜宫禁，皆耿育之议为之祖也。
《春秋》书曰：“夫人孙于齐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，礼也。”夫人姜氏薨于夷，齐人以归。夫人氏之丧至自齐。《公羊》曰：“贬必于重者，莫重乎其以丧至也。”何休曰：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，必于臣子集迎之时贬之，所以明诛得其罪也。”吾夫子，鲁之臣子也，于鲁之二夫人，大书特书，无所忌讳。耿育之所谓暴露私燕，谤及山陵者，吾夫子其戎首也哉？
天启进药之狱，蒙有猜焉。进药决之禁中，阁臣不为药主，一也；光宗寝疾弥留，非以红丸故，奄弃万国，二也；舍崔文而问李可灼，三也。梁子曰：“于赵盾见忠臣之至，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。”儒者相沿服习，以为精义。执此以断斯狱，则过也。高新郑，非小人也，假经义以讼王金，比于佞矣。异议者奉其言为圣书，则舛也。既而曰：《三朝要典》，允称信史。光庙《实录》，亟须刊定。阐累朝之慈孝，洗君父之恶名，莫不援据经谊，依附忠厚。
庄生有言：儒以诗礼发冢。其是之谓乎？余故作《春秋论》五篇以证明之，知我罪我，亦以俟后之君子。崇祯元年四月甲子记。
初学集卷二十二
○杂文（二）
（鸡鸣山功臣庙考上）
《太祖实录》：洪武二年正月乙巳，立功臣庙于鸡笼山。六月丙寅，功臣庙成。论次诸臣之功，以徐达为首，次常遇春，又次李文忠、邓愈、汤和、沐英、胡大海、冯国用、赵德胜、耿再成、华高、丁德兴、俞通海、张德胜、吴良、吴祯、曹良臣、康茂才、吴复、茅成、孙兴祖，凡二十有一人。命死者塑像祀之，仍虚生者之位。初，胡大海等殁，上命塑其像于卞壶、蒋子文之庙，至是复塑像于新庙。是祀也，掌在太常，记在《会典》，二百余年已来，未之有改也。
太仓王世贞独考其误，以谓国初之封六王，韩、魏、郑、曹、宋、卫也。立庙之时，韩、宋犹未受封，何以前知其不令终而绌之？黔宁是时官不过指挥，何以知其必树大勋而骤登之？此记事者之误也。然则云何？曰：塑像虚位诚有之，其后如韩、宋者，则弗克与享也。今之位次，据永乐初年见在者而书之也。王氏之考核矣，而未及详也。夫岂惟黔宁哉！初封二十八侯，何以独举五人？继封十二侯，何以独举一人？自蕲国以外，皆以有功待封者也。若黔国，则与黔宁比肩者也。
如《国史》之云，其所谓论次者，以何为援据乎？《国史》于二年既云论次诸臣之功，定祀二十一人矣，七年六月书祭新战没定辽卫指挥高茂等三十八人，八年正月又书增祀华云龙、李思齐等一百八人，九年又书祭何文辉及有功者一百八人，十三年又书祭顾时以下二百八十人。以二年之定祀者为是，则七年以后不宜增；以七年后之增祀者为是，则二年之祀未尝定。同是祀典，同是《国史》，而前后舛错如此。此所谓以子之矛，陷子之者也。虚位塑像，王氏以谓诚有之，吾以为非也。
二年正月，上敕中书省臣曰：诸将相从，捐躯戮力，开拓疆宇，有共事而不睹其成，建功而未食其报。追思功劳，痛切朕怀。其命有司，立功臣庙于鸡笼山，序其封爵，为像以祀之。九年七月，又谕礼官曰：“诸将始从征伐，宣力效劳。朕于爵赏，不敢吝惜，大者公，小者侯，死则俾之庙食，以报其功。”繇二年之敕观之，则云塑死者之像；繇九年之谕观之，则云报死者之功。其辞意甚明也。令果有生者虚位之事，则立庙之日，宁不以此明谕省臣，而独谆复于死者耶？
《罗鹤记》云：“鸡鸣山庙祀，定于洪武十一年。”斯又与二年何异？《一统志》云：“南京功臣庙，建于洪武二十年。”嘉靖中，科臣礼官驳郭威襄配享之议，皆援以为证。且谓黔宁、东瓯，此时尚在，以实生者虚位之说。虽然，宋、颍、凉三公，与长兴、武定二侯，皆无恙也。如宋、颍、凉三公者，将先虚位而后绌之耶？长兴、武定，或先虚位而后不及补耶？王景撰黔宁《神道碑》云：“王薨之明年，塑像功臣庙，敕太常祀以大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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