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击天下之首；下窥江、淮，则退而击天下之尾。天下之要害，尽据于贼，而我拱手而听之。幸其不即来，曰无与我事。譬之去箧之盗，逾垣而入，既已历其堂奥，发其扃矣，而司于扌取者，犹拥被而高卧，主人将以为如何也？
张叔夜当靖康之时，谓襄阳汉江回环，西南有万山、三关之险，驻跸于此，尚可号令中原。元人规取襄阳，刘整使诱吕文德，置扌场于樊城外，外通三市，内筑城堡；又筑堡于鹿门，筑台于洪水，与夹江堡相应，而宋援兵不能进。史天泽筑长围，起万山，包百丈岑，而南北不相通。又筑万山以断其西，立栅观子滩以绝其东，而襄、樊之道绝。樊既被围，范天顺、牛富力战不为衄。吕文焕守襄，植木江中，锁以铁，造浮桥以通援兵。张弘范谋曰：襄在江南，樊在江北，截江道以断救兵，水陆夹攻，樊破而襄亦下。以蒙古方张之势，阿术、天泽、弘范智勇之将，文焕孤军无援，贾似道拥兵不救，围守四年，忄堇而克之。今以全盛之世，值游魂之贼，不旬月而荆、襄并陷，我无浃旬之守，彼有破竹之势，此可为痛哭者也。人言贼利陆战，必不能顺流南下，此不然也。刘整谓阿术曰：“我精兵突骑，所当者破。惟水战不如宋，夺彼所长，造战船，习水军，则事济矣。”乃造船五十艘，日练水军，虽雨不能出，亦画地为船而习之。得练卒七万，遂破襄阳，用水军乘胜长驱。今贼方利东南富庶，耽耽虎视，而江海间或有亡命奸人细作，为之向导，能保其不建瓴而下乎？羊祜曰：“吴缘江为国，唯有水战，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境，则长江非复所固。还保城池，则去长入短，官军悬进，不逾时而可克。”今之御贼者，不争浔阳、江、汉之险，而栅石城、屯牛渚，为凭城自守之计，徒幸贼中之无人，而不惜为其所笑。此何说也？
元世祖总统东师，有得宋国奏议以献。其言谨边防，守冲要，凡七道，下诸将议。郝经献议曰：彼之素论，谓有荆、襄则可以保淮甸，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。先是，我有荆、襄，有淮甸，上流，皆自失之。今当先荆后淮，先淮后江，从彼所保以为吾攻。命一军出襄、邓，直渡汉水，造舟为梁，水陆济师，以轻兵缀襄阳，绝其粮路，重兵皆趋汉阳，出其不意，以伺江隙。不然，则重兵临襄阳，轻兵捷出，穿彻均、房，远叩归、峡，以应西师。如交、广、施、黔选锋透出，夔门不守，大势顺流，即并兵大出，摧拉荆、郢，横溃湘、潭，以成犄角。一军出寿春，乘其锐气，并取荆山，驾淮为梁，以通南北。轻兵抄寿春，而重兵支布钟离、合淝之间，掇拾湖泺，夺取关隘，据濡须，塞口，南入舒、和，西及于蕲、黄，徜徉恣肆，以觇江口。乌江、采石，广布戍逻，侦江渡之险易，测备御之疏密，徐为之谋，而后进师。所谓溃两淮之腹心，抉长江之襟要也。一军出维扬，连楚蟠亘，蹈跨长淮，邻我强对，通、泰、海门，扬子江面，密彼京畿，必皆备御坚厚。当以重兵临维扬，合为长围，示以必取，而以轻兵出通、泰、直塞海门、瓜步、全山、柴墟、河口，游骑上下，迟以岁月，以观其变。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。三道并出，东西连衡，殿下或处一军，为之节制，如是则未来之势变可弭，已然之失可救也。其后蒙古取襄、邓，入汉济江，长驱南下，多用经策，得宋之奏议，周知其形胜要害，与其守御之策，用其所保，反而攻之，我无借箸聚米之劳，而彼之地图兵略，皆转而授于我矣。此亦后事之师，不可以不戒也。
胜国初混一，漕东南以供燕京，运河溢涩，转输靡费，用朱清、张议建海漕，初年四万六千余石，后乃至三百万，终元之世赖之。本朝海陆兼运，既而浚元会通河，遂罢海运。万历中，运河渐梗，议复海运，旋报罢。今上复议举行，而谭者摇手相戒，以为非常可骇。此迂儒不通世务者也。元之海运，创自伯颜。伯颜之意，以为元都燕，去东南转漕之地四五千里，万一中原有警，道路梗塞，非海道不足以备缓急。故于立国之初，即为漕海之计。其谋国深远，营度在百年之后，非凡所知也。至正之季，征海运于江、浙，张士诚输粟，方谷真具舟，输十一万石于京师，岁以为常。其后浙运不至，陈有定自闽输数十万，京师民始再活。由此观之，伯颜之谋国，岂不远哉？王宗沭建议于万历曰：唐都秦，右据岷、凉，左通陕、渭，有险则天宝、兴元乘其便，无水则会昌、大中受其贫。宋都梁，背负大河，面接淮、泗，有水则景德、元享其全，无险则宣和、靖康受其病。国家都燕，北有居庸、医巫闾以为城，南有大海以为池，天造地设，山环水卫，而自塞其利者，何也？都燕之受海，犹凭左臂从腋下取物也。置海漕而专力于河，一夫大呼，万橹皆停。腰脊咽喉之譬，先臣丘之谆复者，不可不虑也。富人之造宅也，旁启门焉，中堂有客，则肴核可自旁入也。忧河之梗，而又难于通海，则计将安出哉？宗沭之论奏有三，曰天下大势，曰都燕专势，曰目前急势。此三势者，如弈有全局变局，皆在一局之中。今日之急势，即专势也。今日之专势，即大势也。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，则全局在其中矣。呜呼！丘之论海运，大势也。王宗沐之论海运，专势也。今日之论海运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