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其诗为《二南》。《二南》之诗犹列于《国风》,而至于《豳》,独何怪乎!昔季札观周乐,以为《大雅》曲而有直体,《小雅》思而不贰,怨而不言。夫曲而有直体者,宽而不流也。思而不贰,怨而不言者,狭而不迫也。由此观之,则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所以异者,取其辞之广狭,非取其事之大小也。
伏惟制策有“周以冢宰制国用,唐以宰相兼度支。钱谷,大计也。兵师,大众也。何陈平之对,谓当责之内史,韦洪质之言,不宜兼于宰相”。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,至于钱谷兵师,固当制其赢虚利害。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,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。昔唐之初,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。及兵兴之后,始立使额,参佐既众,簿书益繁,百弊之源,自此而始。其后裴延龄、皇甫,皆以剥下媚上,至于希世用事。以宰相兼之,诚得防奸之要。
而韦洪质之议,特以其权过重欤?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,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。
伏惟制策有“钱货之制,轻重之相权;命秩之差,虚实之相养;水旱蓄积之备;边陲守御之方;圜法有九府之名;乐语有五均之义”。此六者,亦方今之所当论也。昔召穆公曰:“民患轻,则多作重以行之。若不堪重,则多作轻以行之。亦不废重。”轻可改而重不可废。不幸而过,宁失于重。此制钱货之本意。命者,人君之所擅,出于口而无穷。秩者,民力之所供,取于府而有限。以无穷养有限,此虚实之相养也。水旱蓄积之备,则莫若复隋、唐之义仓。
边陲守御之方,则莫若依秦、汉之更卒。周官有太府、天府、泉府、玉府、内府、外府、职内、职金、职币,是谓九府,太公之所行以致富。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,以为国均,则市不二价,四民常均,是谓五均,献王之所致以为法,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。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,大略如此。
而于其末复策之曰“富人强国,尊君重朝。弭灾致祥,改薄从厚。此皆前世之急政,而当今之要务”。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,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,各指其事,恐臣不得尽其辞,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。又恐其不能切至也,故又诏之曰“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”。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。夫天下者,非君有也,天下使君主之耳。陛下念祖宗之重,思百姓之可畏,欲进一人,当同天下之所欲进;欲退一人,当同天下之所欲退。今者每进一人,则人相与诽曰:是出于某也,是某之所欲也。
每退一人,则又相与诽曰:是出于某也,是某之所恶也。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。然而致此言者,则必有由矣。今无知之人,相与谤于道曰:圣人在上,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,便嬖小人附于左右,而女谒盛于内也。为此言者固妄矣。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,何也?徒见谏官御史之言,乎难以入,以为必有间之者也。徒见蜀之美锦,越之奇器,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。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,陛下何暇行之?臣不胜愤懑,谨复列之于末。惟陛下宽其万死,幸甚幸甚!
谨对。
【拟进士对御试策(并引状问)】
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。窃见陛下始革旧制,以策试多士,厌闻诗赋无益之语,将求山林朴直之论,圣听广大,中外欢喜。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,皆以得失为虑,不敢指陈阙政,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。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,而下之报上者如此,臣窃深悲之。夫科场之文,风俗所系,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,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。昔祖宗之朝,崇尚辞律,则诗赋之士,曲尽其巧。自嘉以来,以古文为贵,则策论盛行于世,而诗赋几至于熄。
何者?利之所在,人无不化。今始以策取士,而士之在甲科者,多以谄谀得之。天下观望,谁敢不然?臣恐自今以往,相师成风,虽直言之科,亦无敢以直言进者。风俗一变,不可复返,正人衰微,则国随之,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。是以不胜愤懑,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。学术浅陋,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,直载所闻,上将以推广圣言,庶有补于万一,下将以开示四方,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,风俗虽坏,犹可以少救。其所撰策,谨缮写投进,干冒天威,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。
问。朕德不类,托于士民之上,所与待天下之治者,惟万方黎献之求,详延于廷,诹以世务,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,且以博朕之所闻。盖圣王之御天下也,百官得其职,万事得其序。有所不为,为之而无不成。有所不革,革之而无不服。田畴辟,沟洫治,草木畅茂,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。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