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。而先曾祖每言：「余所蓄书，求有其字而已，牙签锦轴之工，非所好也。」其书后析而为四。炎武嗣祖太学公，为侍郎公仲子，又益好读书，增而多之，以至炎武，复有五六千卷。自罹变故，转徙无常，而散亡者什之六七，其失多出于意外。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，又多别有所得，合诸先世所传，尚不下二三千卷。其书以选择之善，较之旧日虽少其半，犹为过之，而汉、唐碑亦得八九十通，又钞写之本别贮二麓，称为多且博矣。
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，已而学为诗古文，以其间纂记故事，年至四十，斐然欲有所作；又十余年，读书日以益多，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。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，亦往往为诗文，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，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。昔时尝以问诸先祖，先祖曰：「著书不如钞书。凡今人之学，必不及古人也，今人所见之书之博，必不及古人也。小子勉之，惟读书而已。」先祖书法盖逼唐人，性豪迈不群，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，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，他学士家所未有也。
自炎武十一岁，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，曰：「世人多习纲目，余所不取。凡作书者，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。班孟坚之改史记，必不如史记也；宋景文之改旧唐书，必不如旧唐书也；朱子之改通鉴，必不如通鉴也。至于今代，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，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，故得明人书百卷，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。」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，未尝干人，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，或手钞，或募人钞之，子不云乎：「多见而识之。知之，次也。
」今年至都下，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、春秋权衡、汉上易传等书，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，写之以归。愚尝有所议于左氏，及读权衡，则已先言之矣。念先祖之见背，已二十有七年，而言犹在耳，乃泫然书之，以贻诸同学李天生。天生今通经之士，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者也。
○西安府儒学碑目序
西安府儒学先师庙之后，为亭者五。环之以廊，而列古今碑版于中，俗谓之碑洞。自嘉靖末地震，而记志有名之碑多毁裂不存，其见在者，犹足以甲天下。余游览之下，因得考而序之。昔之观文字，模金石者，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。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，六书之不辨，而旁搜古人之迹，迭而束之，以饲蠹鼠者。使郡邑有司烦于应命，而工墨之费计无所出，不得不取诸民，其为害已不细矣。或碑在国门之外，去邑数十武，而隶卒一出，村之蔬米，舍之鸡豚，不足以供其饱，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頞，以有碑为苦；
又或在深山穷谷，而政令之无时，暑雨寒冰，奔驰僵仆，则工人隶卒亦无不以有碑为苦者，而民又不待言。于是乘时之隙，掊而毁之以除其祸。余行天下，所闻所见如此者多矣，无若醴泉之最著者。县凡再徙，而唐之昭陵去今县五十里。当时陪葬诸王公主功臣之盛，墓碑之多，见于崇祯十一年之志，其存者犹二十余通，而余亲至其所，止见卫景武公一碑，已刬其姓名。土人云，他碑皆不存，存者皆磨去其字矣。夫石何与于民，而民亦何雠于石？所以然者，岂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阶之祸哉！
若夫碑洞之立，凡远郊之石，并舁而致之其中，既便于观者之留连，而工人麕集其下，日得数十钱以给衣食，是则害不胜利。今日之事，苟害不胜利，即君子有取焉，予故详列之以告真能好古者。若郊外及下邑之碑，予既不能徧寻，而恐录之以贻害，故弗具。且告后之有司：欲全境内之碑者，莫若徙诸邑中；而有识之君子，慎无以好古之虚名，至于病民而残石也！
○仪礼郑注句读序
记曰：「优优大哉！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」礼者，本于人心之节文，以为自治治人之具，是以孔子之圣，犹问礼于老聃，而其与弟子答问之言，虽节目之微，无不备悉。语其子伯鱼曰：「不学礼，无以立。」乡党一篇，皆动容周旋中礼之效。然则周公之所以为治、孔子之所以为教，舍礼其何以焉。刘康公有言：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。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，以定命也。」三代之礼，其存于后世而无疵者，独有仪礼一经。汉郑康成为之注，魏、晋已下至唐、宋通经之士，无不讲求于此。
自熙宁中，王安石变乱旧制，始罢仪礼，不立学官，而此经遂废，此新法之为经害者一也。南渡已后，二陆起于金溪，其说以德性为宗。学者便其简易，群然趋之，而于制度文为一切鄙为末事。赖有朱子正言力辨，欲修三礼之书，而卒不能胜夫空虚妙悟之学，此新说之为经害者二也。沿至于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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