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切磋倍笃。故沈氏之学，实兼得明招一派，而世罕知之者。夫以相府之巍峩，宸奎之焜耀，而后世之流连而不能自已者，乃在于三先生之隐约，是可知良贵之别有所在也。然忠定能以緑野之堂为诸贤永朝夕，则书院之长存，即洞天之佳话矣。先宫詹公之得竹洲也，拟为端宪筑书院而未成，其后竹洲屡易主，而后归于予，乃遂事焉而记之。
○城南书院记
城南书院者，袁正献公之家塾也。四先生之讲堂，慈湖书院建于宋，文参政本心记之；广平书院建于元，王尚书深宁记之；正献之书院亦建于宋，而其记不传，惟沈端宪公无专塾，明人始为补立南山书院。五百年以来，三书院虽衰，尚有存者，而城南之址独圯。予旣遍举先贤故迹，乃访其地而复之。四先生之中，长庚晓日，最光显于暮年者，文元与正献也。而文元之敎不如正献之密，葢槐堂论学之宗旨，以发明本心为入门，而非其全力。正献之言，有曰学贵自得，心明则本立，是其入门也。
又曰深思而得之，兢业而守之，是其全力也。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，是以稍有所见，即以为道在是，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。以文元之齐明盛服，非礼不动，岂谓于操持之功有阙，而其敎多以明心为言，葢有见于当时学者陷溺于功利、沈锢于词章，极重难返之势，必以提省为要，故其说偏重，而不自知其疏。岂意诸弟子辈不善用之，反谓其师尝大悟几十、小悟几十，泛滥洋溢，直如异端，而并文元之学而诬之，可为浩叹者也。使其如正献之敎，宁有是乎。
正献之奉祠而归，日从事于著书，或请少闲，则曰：吾以之为笙镛管磬，不知其劳。其答文靖诸子书，惓惓以多识前言往行，岂非与建安之敎相脗合乎。且夫有宋以来大儒林立，其子弟能守其绪言者甚多，而再世并为大儒，则不槩见。葢前惟武夷胡氏，籍溪致堂五峯茆堂连枝接叶，以大文定之传。其后惟袁氏，实生正肃冠冕一时。黄提刑东发最主闽学，至于正肃，以为晩宋无先之者。则书院之建也，微特非袁氏之学统所得而私，抑岂吾乡之学统所得私哉。
城南之址，葢始于庆歴中正议楼公之讲堂，当时学者称为城南先生。及正议迁居城内西湖，正献之高祖光禄以高弟讲学，其地遂世居焉。正献三子，正肃迁居城内鉴桥，而其余仍在城南，至今犹有存者。书院旣成，卽使袁氏后人司之。
○碧沚杨文元公书院记
淳熙四先生，而吾鄞得其三：沈端宪公自其父签判已迁鄞，杨文元公则鄞产而迁慈者，实与袁正献公鼎立。四先生之门墙皆极盛，而文元最高年，故道尢广。学宫中有自署慈湖肄业诸生者，曁其身后，庆元府学尚羣聚焉。先公尝欲置书院于鄞，以复当年肄业之盛，且以志文元发祥之地。初拟在三江之口，文元之故宅也，顾其地嚣，不如碧沚之淸胜，文元暮年所开讲也。文元之学，先儒论之多矣，或疑发明本心，陆氏但以为入门，而文元遂以为究竟，故文元为陆氏功臣，而失其传者亦自之。
愚以为未尽然，夫论人之学，当观其行，不徒以其言。文元之齐明严恪，其生平践履，葢涑水横渠一辈人，曰诚曰明曰孝弟曰忠信，圣学之全无以加矣。特以当时学者沈溺于章句之学，而不知所以自拔，故为本心之说以提醒之，葢诚欲导其迷途，而使之悟，而非谓此一悟之外更无余事也。而不善学者，乃凭此虚空之知觉，欲以浴沂风雩之天机屏当一切，嗟乎，是岂文元之究竟哉。然则登斯堂也，能知文元所以立敎之故，而弗误用之以贻儒苑之讥，则于学者有厚望焉。
文元之讲学于碧沚，以史氏也。先是史忠定王馆端宪于竹洲，又延文元于碧沚，袁正献公时亦来预。湖上四桥，游人如云，而木铎之声相闻。忠定旣逝，端宪正献亦下世，忠定之孙子仁，不满其叔弥远所为，退居湖上，复请文元讲学。故其居碧沚也甚久。文元之对穆陵，曰：臣平日所以敎弥远者不如此，弥远之置其君如奕棋。穆陵为之失色。次日弥远奏曰：臣师素有心疾，乞放归田。此事行状不敢载，故宋史亦失焉。子仁受文元之敎，终身不应召命。碧沚牙籖最富，文元因思修羣书以正邪说，未就而卒。
呜呼，文元之学统，非吾湖上所得私，而要其流风余韵之在湖上者，则后人所当敬止也。竹洲在南，碧沚在北，其亦思宫墙之弗坠焉耳矣。
○同谷三先生书院记
宋干淳以后，学派分而为三：朱学也，吕学也，陆学也。三家同时皆不甚合，朱学以格物致知，陆学以明心，吕学则兼取其长，而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。门庭径路虽别，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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