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本事也。」又曰：「礼行于郊，而百神受职焉；礼行于社，而百货可极焉。礼行于祖庙，而孝慈服焉。礼行于五祀，而正法则焉。故自郊社祖庙五祀，义之修而礼之藏也。」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尧舜，纪三代之教，著在祀典。首尾相证，皆先天地，次祖宗，而後山川群神耳。故《礼·祭法》曰：「七代之所更变者，郊宗祖。」明舜受终文祖之庙，察璇玑，改七政，审己天命之定，遂上郊庙，当义合《尧典》，则周公其人也。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是以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职来祭者也。居其位，摄其事，郊天地，供群神之礼，巡狩天下，而遗其祖宗，恐非有虞之志也。五岳视三公，四渎，视诸侯，皆以案先儒之说，而以水旱风雨先五岳四渎从祖考而次上帝，错于肆类，而乱祀典，臣以十一家皆非也。」太学博士吴商以为之言烟也，三祭皆积柴，而实牲体焉，以升烟而报阳，非祭宗庙之也。郑所以不从诸儒之说者，将欲据周礼祀皆天神也。日月星辰，司中司命，风师雨师凡八，而日、月并从郊，故其馀为六宗也。以书于六宗，与《周礼》事相符，故据以为说也。且文昌虽有大体，而星名异，其日不同，故随事祭之。而言文昌七星，不得遍祭其第四第五，此为《周礼》。复不知文昌之体，而又妄引为司中司命。箕、毕二星，既不系于辰，且同是随事而祭之例，又无嫌于所系者。」范宁注《虞书》曰：「考观众议，各有说难。郑氏证据最详，是以附之。案六宗众议，未知孰是。」虞喜别论云：「地有五色，太社象之。总五为一则成六，六为地数，推案经句，阙无地祭，则祭地。」臣昭曰：六宗纷纭，众释互起，竟无全通，亦难偏折。历辨硕儒，终未挺正。康成见宗是多附焉。盍各尔志，宣尼所许，显其一说，亦何伤乎。窃以为祭祀之敬，莫大天地，《虞典》首载，弥久弥盛，此宜学者各尽所求。臣昭谓虞喜以祭地，近得其实。而分彼五色，合五为六，又不通，更成疑昧。寻《虞书》所称「肆类于上帝。」是祭天。天不言天，而曰上帝，帝是天神之极，举帝则天神斯尽，日月星辰从可知也。于六宗。」是实祭地。地不言地，而曰六宗，宗是地数之中，举中足目该数，社稷等祀从可知也。天称神上，地表数中，仰观俯察，所以为异。宗者，崇尊之称，斯亦尽敬之谓也。也者，埋祭之言也，实瘗埋之异称，非周之祭也。夫置字涉神，必以今之示，今之示即古之神，所以社稷诸字，莫不以神为体。《虞书》不同，祀名斯隔。《周礼》改烟，音形两异，《虞书》改土，正元祭义。此焉非疑，以为可了。岂六置宗，便为傍祭乎。《风俗通》曰：《周礼》以为燎祀司中司命，文昌上六星也。者，积薪燔柴也。今民犹祠司命耳，刻木，长尺二寸，为人像，行者置箧中，居者别作小居。齐地大尊重之，汝南诸郡亦多有者，皆祠以猪，率以春秋之月。（《後汉·志祭祀中注》）
◇难晋刘世明论久丧不葬服
丧无二孤，庙无二主，受吊之礼，唯丧主拜稽颡，馀人丧踊而已。诸言丧主，唯谓一人，不斥众子，世明固云。若尸柩无所葬者，则为後者与众子同除矣。（《通典》一百三）
◇注补续汉书八志序
臣昭曰：昔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爰建八书。班固因广，是曰十志。天人经纬，帝政弦维，区分源奥，开廊著述，创藏山之秘宝，肇刊石之遐贯，诚有繁于《春秋》，亦自敏于改作。至乎永平，执简东观，纪传虽显，书志未闻。推检旧记，先有地理，张衡欲存炳发，未有成功。《灵宪》精远，天文已焕。自蔡邕大弘鸣条，实多绍宣。协妙元卓，律历以详。承洽伯始，礼仪克举；郊庙社稷，祭祀该明。轮冠章，车服瞻列。于是应谯缵其业，董巴袭其轨。司马续书，总为八志，律历之篇，仍乎洪邕所构，车服之本，即依董蔡所立，仪祀得于往制，百官就乎故簿，并籍据前修，以济一家者也。王教之要，国典之源，粲然略备，可得而知矣。既接继班书，通其流贯，体裁渊深，虽难逾等，序致肤约，有伤悬越，後之名史，弗能罢意。叔骏之书，是谓十典，矜缓杀青，竟亦不成。二子平业，俱称丽富，华辙乱亡，典则偕泯，雅言邃义，于是俱绝。沈、松因循，尤解功创，时改见句，非更搜求，加艺文以矫前弃，流书品采自近录，初平永嘉，图籍焚丧，尘消烟灭，焉识其限，借南晋之新虚，为东汉之故实，是以学者亦无取焉。
范晔《後汉》，良诚跨众氏，序或未周，志遂全阙。国史鸿旷，须寄勤闲，天才富博，犹俟改具。若草昧厥始，无相凭据，穷其身世，少能巳毕。迁有承考之言，固深资父之力，太初以前，班用《马史》，十志所因，实多往制，升入校部，出二十载，续志昭表，以助其间，成父述者，夫何易哉！况晔思杂风尘，心挠成毁，弗克员就，岂以兹乎？夫辞润婉瞻，可得起改，核求见事，必应写袭，故序例所论，备精与夺，及语八志，颇褒其美，虽出拔前群，归相沿也。又寻本书当作《礼乐志》，其《天文》《五行》《百官》《车服》，为名则同。此外诸篇，不著纪传，《律历》《郡国》，必依往式。晔遗书自序，应遍作诸志，《前汉》有者，悉欲备制，卷中发论，以正得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