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此言之，公之于法，无不可也；过轻亦可，过重亦可，私之于法无可也。过轻则纵奸，过重则伤善。今之为法者，不平公私之分，而辩轻重之文；不本百姓之心，而谨奏当之书：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。圣人之于法也，已公矣，然犹身惧其未也，故曰「与其害善，宁其利淫」。知刑当之难必也，从而救之以化，此上古之所务也。后之治狱者则不然。未讯罪人，则驱而致之意，谓之能；下不探狱之所由生为之分，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为制，谓之忠。其当官也能，其事上也忠。则名利随而与之；驱世而陷此，以望化道之隆，亦不几矣！
凡听讼决狱，必原父子之亲，立君臣之义，权轻重之叙，测浅深之量，悉其聪明，致其忠爱，然后察之。疑则与众共之，众疑则从轻者。所以重之也，非为法不具也，以为法不独立，当须贤明共听断之也。故舜命皋繇曰：「汝作士，惟刑之恤，又复加之以三谇。」（「谇」与「讯」通。）众所谓善，然后断之，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。故《春秋传》曰：「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」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，以为情也者，取货赂者也，立爱憎者也，亲戚者也，陷怨雠者也。何世俗小吏之情，与夫古人之悬远乎？无乃风化使之然邪？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，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，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。不通相疑，欲其尽忠立节，亦难矣。苟非忠节，免而无耻。免而无耻，则民安所厝其手足乎？
春秋之时，王道浸坏，教化不行，子产相郑而铸刑书，偷薄之政，自此始矣。逮至战国，韩任申子，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。至于始皇，兼吞六国，遂灭礼义之官，事任刑罚，而奸邪并生，天下叛之。高祖约法三章，而天下大悦。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论议务在宽厚，天下化之，有刑厝之风。至于孝武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虚耗，穷民犯法，酷吏击断，奸宄不胜。于是张汤赵禹之属，条定法令，转相比况，禁固（旧校云，「固」疑「罔」。）积密，文书盈于机格，典者不能遍睹，奸吏因缘为市，议者咸怨伤之。
凡治狱之情，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之主，不放讯，不旁求，不贵多端，以见聪明也。故律正其举效（旧校云，「效」疑「劾」。）之法，参伍其辞，以求实也。非所以饰实也。但当参伍聪明之耳目，不使狱吏断练节治，成辞于手也。孔子曰：「古之听狱，求所以生之也，今之听狱，求所以杀之也。」故斥言以破律，诋案以成法，执左道以逢政，皆王诛之所必加也。（《群书治要》）
◇听察第七
夫听察者，乃存亡之门户，安危之机要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博，偏受所信，则谋有所漏，不尽良策。若博其观听，纳受无方，考察不精，则数有所乱矣。人主以独听之聪，考察成败之数，利害之说杂而并至，以干窥听。如此，诚至精之难，在于人主耳，不在竭诚纳谋，尽己之策者也。若人主听察不差，纳受不谬，则计济事全，利倍功大，治隆而国富，民强而敌灭矣。若过听不精，纳受不审，则计困事败，利丧功亏，国贫而兵弱，治乱而势危矣，听察之所考，不可不精，不可不审者，如此急也。
凡有国之主，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，阖朝无智策之士也；在听察所考，精与不精，审与不审耳。何以验其然乎？在昔汉祖者，聪听之主也。纳陈恢之谋，则下南阳；不用娄敬之计，则困平城。广武君者，策谋之士也。韩信纳其计，则燕齐举；陈余不用其谋，则氵氐水败。由此观之，汉祖之听，未必一暗一聪也。在于精与不精耳。广武之谋，非为一拙一工也。在用与不用耳。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，覆败者无深谋之臣也。吴王夫差拒子胥之谋，纳宰之说，国灭身亡者，不可谓无深谋之臣也；楚怀王拒屈原之计，纳靳尚之策，没秦而不反者，不可谓无计画之士也。虞公不用宫奇之谋，灭于晋；仇由不听赤章之言，亡于智氏；蹇叔之哭，不能济崤渑之覆；赵括之母，不能救长平之败。此皆人主之听，不精不审耳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之国，莫不皆有忠臣谋士也。或丧师败军，危身亡国者，诚在人主之听，不精不审。取忠臣，谋博士，将何国无之乎？（《群书治要》）
臣以为忠良虑治益国之臣，必竭诚纳谋，恳恻而不隐者，欲以究尽治乱之数，舒展安危之策耳。故准圣主明君，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。昔者帝舜，大圣之君也。犹有咎繇献谟，夏禹纳戒；暨至殷之成汤，周之文武，皆亦至圣之君也，然必俟伊尹为辅，吕尚为师，然后乃能兴功济业，混一天下者，诚视听之聪察，须忠良为耳目也。由此观之，忠良虑治益国之臣者，得不师踪往古，袭迹前圣，投命自尽，以辅佐视听乎？
夫人君者，以至尊之聪听，总万机而贤（旧校云：「贤」当作「监」。）之，以至贵之明察，料治乱而考焉，将当能皆穷究其孔要，料尽其门户乎？其数必用有所遗漏，不有忠臣良谋辅佐视听者，则凡百机微有所不闻矣。何以论其然乎？夫人君所以尊异于人者，顺志养真也。欢康之虞，则严乐盈耳，玩好足目，美色充欲，丽服适体。远眺回望则登云表之崇台，逍遥容豫则历飞阁之高观。嬉乎绿水之清池，游乎桂林之芳园。弋凫与雁，从禽逐兽。行与毛嫱俱，入与西施处，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