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，务以文章繁缛之礼，和柔驯扰刚强之民，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，贵老而慈幼，使民之父子相爱，兄弟相悦，以无犯上难制之气。行其至柔之道，以揉天下之戾心，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，故其享天下至久。而诸侯内侵，京师不振，卒于废为至弱之国。何者？优柔和易，可以为久，而不可以为强也。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，不可复见矣。尝试求之《诗》、《书》。《诗》之宽缓而和柔，《书》之委曲而繁重者，举皆周也；而商人之《诗》骏发而严厉，其《书》简洁而明肃，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！夫惟天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，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，然至其败也，一散而不可复止。盖物之强者易以折，而柔忍者可以久存。录者可以久存，而常困于不胜；强者易以折，而其末也，乃可以有所立。此商之所以不长，而周之所以不振也。
呜呼！圣人之虑天下，亦有所就而已。不能使之无弊也，使之能久而不能强，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。此二者，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。太公封于齐，尊贤而尚功。周公曰：“后世必有篡弑之臣。”周公治鲁，亲亲而尊尊。太公曰：“后世寝衰矣！”夫尊贤尚功，则近于强；亲亲尊尊，则近于弱。终之齐有田氏之祸，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。盖商之政近于齐，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，其所以治鲁也。故齐强而鲁弱，鲁未亡而齐亡也。
○苏子由六国论
尝读六国世家，窃怪天下之诸侯，以五倍之地，十倍之众，发愤西向，以攻山西千里之秦，而不免于灭亡。常为之深思远虑，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，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，而见利之浅，且不知天下之势也。
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，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，而在韩、魏之郊；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，不在齐、楚、燕、赵也，而在韩、魏之野。秦之有韩、魏，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。韩、魏塞秦之冲，而蔽山东之诸侯，故夫天下之所重者，莫如韩、魏也。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，商鞅用于秦而收魏。昭王未得韩、魏之心，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，而范睢以为忧。然则秦之所忌者，可以见矣。秦之用兵于燕、赵，秦之危事也。越韩过魏，而攻人之国都，燕、赵拒之于前，而韩、魏乘之于后，此危道也。而秦之攻燕、赵，未尝有韩、魏之忧，则韩、魏之附秦故也。夫韩、魏，诸侯之障，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，此岂知天下之势邪？委区区之韩、魏，以当强虎狼之秦，彼安得不折而人于秦哉？韩、魏折而人于秦，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，而使天下遍受其祸。
夫韩、魏不能独当秦，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，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。秦人不敢逾韩、魏以窥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，而齐、楚、燕、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。以四无事之国，佐当寇之韩、魏，使韩、魏无东顾之忧，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。以二国委秦，而四国休息于内，以阴助其急。若此，可以应夫无穷，彼秦者将何为哉？不知出此，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，背盟败约，以自相屠灭。秦兵未出，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，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。可不悲哉！
○苏子由三国论
天下皆怯而独勇，则勇者胜；皆暗而独智，则智者胜。勇而遇勇，则勇者不足恃也；智而遇智，则智者不足用也。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，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。盖尝闻之，古者英雄之君，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，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。悲夫，世之英雄，其处于世，亦有幸不幸邪！
汉高祖、唐太宗，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。曹公、孙、刘，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。以智攻智，以勇击勇，此譬如两虎相捽，齿牙气力无以相胜，其势足以相扰，而不足以相毙。当此之时，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。
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，而执诸侯之柄，咄嗟叱咤，奋其暴怒，西向以逆高祖。其势飘忽震荡，如风雨之至，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。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，横塞其冲，徘徊而不得进。其顽钝椎鲁，足以为笑于天下，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。此其故何也？夫人之勇力，用而不已，则必有所耗竭；而其智虑久而无成，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。彼欲用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，而我闭门而拒之，使之失其所求，逡巡求去而不能去。而项籍固已惫矣！
今夫曹公、孙权、刘备，此三人者，皆知以其才相取，而未知以之才取人也。世之言者曰：“孙不如曹，而刘不如孙。”刘备惟智短而勇不足，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，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，则亦已惑矣。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，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。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，其道有三焉耳：先据势胜之地，以示天下之形；广收信、越出奇之将，以自辅其所不逮；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，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。此三事者！三国之君，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。独有一刘备近之而未至，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，欲为椎鲁而不能钝，，欲为果锐而不能达，二者交战于中，而未有所定。是故所为而不成，所欲而不遂。弃天下而人巴蜀，则非地也；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，而当纷纭征伐之冲，则非将也；不忍忿忿之心，犯其所短，而自将以攻人，则是其气不足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