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祭山川也。一日之间，自上帝而及山川，必无南北郊之别也，而独略地祗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知古者祀上帝，则并祀地祗矣。何以明之？《诗》之序曰：“昊天有成命，郊祀天地也。”此乃合祭天地，经之明文，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，曰：秋冬各报，而皆歌《丰年》，则天地各祀，而皆歌《吴天有成命》也。是大不然。《丰年》之诗曰：“丰年多黍多徐，亦有高廪，万亿及秭，为酒为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礼，降福孔皆。”歌于秋可也，歌于冬亦可也。《吴天有成命》之诗曰：“吴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，于缉熙，单厥心，肆其靖之。”终篇言天而不及地。颂所以告神明也，未有歌其所不祭，祭其所不歌也。今祭地于北郊，歌天而不歌地，岂有此理哉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，则地祗在焉。歌天而不歌地，所以尊上帝，故其序曰：“郊祀天地也。”《春秋》书：不郊，犹三望。《左氏传》曰：“望，郊之细也。”说者曰：三望，泰山、河、海。或曰淮、海、岱也。又或曰：分野之星及山川也。鲁，诸侯也，故郊之细，及其分野山川而已。周有天下，则郊之细，独不及五岳四渎乎？岳、渎犹得从祀，而地祗独不得合祭乎？秦燔《诗》、《书》，经籍散亡，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。王、郑、贾、服之流，未必皆得其真。臣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考之，则天地合祭久矣。
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，以为不足法。臣窃谓礼当验其是非，不当以人废。光武皇帝，亲诛莽者也，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。谨按《后汉书·郊祀志》：建武二年，初制郊兆于洛阳，为圜坛八陛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，皆南乡西上。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又按《水经注》：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，大魏郊天之所，准汉故事为圜坛八陛，中又为重坛，天地位其上。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，贾曾议曰：有虞氏褚黄帝而郊喾，夏后氏稀黄帝而郊鲧，郊之与庙皆有禘，禘于庙，则祖宗合食于太祖；禘于郊，则地祗群望皆合于圜丘。以始祖配享，盖有事祭，非常祀也。《三辅故事》：祭于圜丘，上帝后土，位皆南面。则汉尝合祭矣。时褚无量、郭山惲等，皆以曾言为然。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：凡所祠享，必在躬亲，朕不亲祭，礼将有阙，其皇地祗宜于南郊合祭。是月二十日，合祭天地于南郊，自后有事于圜丘皆合祭。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。
今议者欲冬至祀天，夏至祀地，盖以为用周礼也。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。古者一岁，祀天者三，明堂飨帝者一，四时迎气者五，祭地者二，飨宗庙者四。为此十五者，皆天子亲祭也。而又朝日夕月，四望山川，社稷五祀，及群小祀之类，亦皆亲祭，此周礼也。太祖皇帝，受天眷命，肇造宋室，建隆初郊，先飨宗庙，并祀天地。自真宗以来，三岁一郊，必先有事景灵，遍飨太庙，乃祀天地。此国朝之礼也。夫周之礼，亲祭如彼其多，而岁行之，不以为难；今之礼，亲祭如此其少，而三岁一行，不以为易。其故何也？古者天子出入，仪物不繁，兵卫甚简，用财有节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，朝诸侯，出爵赏，必于太庙，不止时祭而已。天子所治，不过王畿千里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，能守此，则天下服矣，是故岁岁行之，率以为常。至于后世，海内为一，四方万里，皆听命于上，机务之繁，亿万倍于古，日力有不能给。自秦、汉以来，天子仪物，日以滋多，有加无损，以至于今，非复如古之简易也。今所行皆非周礼：三年一郊，非周礼也；先郊二日而告原庙，一日而祭太庙，非周礼也；郊而肆赦，非周礼也；优赏诸军，非周礼也；自后妃以下，至文武官，皆得荫补亲属，非周礼也；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，皆有赐赉，非周礼也。此皆不改，而独于地祗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圜丘。此何义也？
议者必曰：今之寒暑，与古无异，而宣王薄伐玁狁，六月出师，则夏至之日，何为不可祭乎？臣将应之曰：舜一岁而巡四岳，五月方暑，而南至衡山，十一月方寒，而北至常山，亦今之寒暑也，后世人主能行之乎？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，惟不能如舜也。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，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？天之寒暑虽同，而礼之繁简则异。是以有虞氏之礼，夏、商有所不能行；夏、商之礼，周有所不能用。时不同故也。宣王以六月出师，驱逐玁狁，盖非得已。且吉甫为将，王不亲行也。今欲定一代之礼，为三岁常行之法，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？
议者必又曰：夏至不能行礼，则遣官摄祭祀，亦有故事。此非臣之所知也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：若王不与则摄位。郑氏注曰：王有故，则代行其祭事。贾公彦疏曰：有故，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。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。后世人主，不能岁岁亲祭，故命有司行事，其所从来久矣，若亲郊之岁，遣官摄事，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。
议者必又曰：省去繁文末节，则一岁可以再郊。臣将应之曰：古者以亲郊为常礼，故无繁文；今世以亲郊为大礼，则繁文有不能省也。若帷城幔屋，盛夏则有风雨之虞。陛下白宫人庙，出郊，冠通天，乘大辂，日中而舍，百官卫兵暴露于道，铠甲具装，人马喘汗，皆非夏至所能堪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