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绪晋书曰：杜预，字元凯，京兆人也。起家拜尚书郎，稍迁至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平吴，加位特进，薨。
春秋者，鲁史记之名也。记事者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，以月系时，以时系年，所以纪远近，别同异也。故史之所记，必表年以首事；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周礼有趣而已，非例也。故发传之体有三，而为例之情有五。一曰微而显，文见於此而义起在彼，称族尊君命，舍族尊夫人，梁亡、城缘陵之类是也。二曰志而晦，约言示制，推以知例，参会不地、与谋曰及之类是也。三曰婉而成章，曲从义训，以示大顺，诸所讳避，璧假许田之类是也。四曰尽而不汙，直书其事，具文见意，丹楹、刻桷、天王求车、齐侯献捷之类是也。五曰惩恶而劝善，求名而亡，欲盖而章，书齐豹盗、三叛人名之类是也。推此五体以寻经、传，触类而长之，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，王道之正，人伦之纪备矣。
或曰：春秋以错文见义，若如所论，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。先儒所传，皆不其然。答曰：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，然皆须数句以成言，非如八卦之爻，可错综为六十四也，固当依传以为断。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，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，大体转相祖述，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，退不守丘明之传；於丘明之传，有所不通，皆没而不说，而更肤引公羊穀梁，適足自乱。预今所以为异，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，经之条贯，必出於传，传之义例，总归诸凡。推变例以正褒贬，简二传而去异端，盖丘明之志也。其有疑错，则备论而阙之，以俟後贤。然刘子骏创通大义，贾景伯父子、许惠卿，皆先儒之美者也。末有颖子严者，虽浅近亦复名家。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，以见同异，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，比其义类，各随而解之，名曰经传集解。又别集诸例，及地名、谱第、历数，相与为部，凡四十部，十五卷，皆显其异同，从而释之，名曰释例，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，释例详之也。
或曰：春秋之作，左传及穀梁无明文，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，修春秋，立素王，丘明为素臣。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，危行言逊，以避当时之害，故微其文，隐其义。公羊经止获麟，而左氏经终孔丘卒，敢问所安？答曰：异乎余所闻。仲尼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此制作之本意也。叹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”盖伤时王之政也。麟凤五灵，王者之嘉瑞也，今麟出非其时，虚其应而失其归，此圣人所以为感也。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，所感而起，固所以为终也。
曰：然春秋何始於鲁隐公？答曰：周平王，东周之始王也；隐公，让国之贤君也。考乎其时则相接，言乎其位则列国，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。若平王能祈天永命，绍开中兴，隐公能弘宣祖业，光启王室，则西周之美可寻，文武之迹不坠。是故因其历数，附其行事，采周之旧，以会成王义，垂法将来。所书之王，即平王也；所用之历，即周正也；所称之公，即鲁隐也。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？子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此其义也。若夫制作之文，所以彰往考来，情见乎辞，言高则旨远，辞约则义微，此理之常，非隐之也。圣人包周身之防，既作之後，方复隐讳以避患，非所闻也。子路使门人为臣，孔子以为欺天，而云仲尼素王，丘明素臣，又非通论也。先儒以为制作三年，文成致麟，既已妖妄，又引经以至仲尼卒，亦又近诬。据公羊经止获麟，而左氏“小邾射”不在三叛之数，故余以为感麟而作，作起获麟，则文止於所起，为得其实，至於反袂拭面，称“吾道穷”，亦无取焉。
【三都赋序一首】
皇甫士安臧荣绪晋书曰：皇甫谧，字士安，安定朝那人。年二十，始受书，得风痺疾，犹手不辍卷。举孝廉，不行，又辟著作，不应，卒於家。
玄晏先生曰：谧自序曰：始志乎学，而自号玄晏先生。玄，静也。晏，安也。先生，学人之通称也。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。汉书曰：传云：不歌而颂谓之赋。然则赋也者，所以因物造端，敷弘体理，欲人不能加也。汉书曰：登高能赋，可以为大夫。言感物造端，材智深美，可以列为大夫也。释名曰：赋，敷也，敷布其义谓之赋。引而申之，故文必极美；触类而长之，故辞必尽丽。周易曰：引而申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然则美丽之文，赋之作也。法言曰：诗人之赋丽以则。昔之为文者，非苟尚辞而已，法言曰：或曰：君子尚辞乎？曰：君子事之为尚。将以纽之王教，本乎劝戒也。说文曰：纽，系也，女九切。自夏殷以前，其文隐没，靡得而详焉。夏有五子之歌，殷有汤颂。周监二代，文质之体，百世可知。论语，子曰：周监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又，子曰：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故孔子采万国之风，正雅颂之名，集而谓之诗。汉书曰：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孔子纯取周诗。诗人之作，杂有赋体。子夏序诗曰：一曰风，二曰赋。故知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两都赋序曰：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
至于战国，王道陵迟，风雅浸顿，於是贤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