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变则亡，全变则强，小变仍亡。皇上与诸臣诚审知其病之根原，则救病之方，即在是矣。
夫方今之病，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。处列国竞争之世，而行统一垂裳之法，此如已夏而衣重裘，涉水而乘高车，未有不病而沦胥者也。《大学》言：日新又新。孟子称：新子之国。《论语》孝子毋改父道，不过三年。然则三年之后，必改可知。夫物新则壮，旧则老，新则鲜，旧则腐，新则活，旧则板，新则通，旧则滞，物之理也。法既积久，弊必丛生，故无百年不变之法。况今兹之法，皆汉唐元明之敝政，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？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，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？今托于祖宗之法，固已诬祖宗矣。且法者，所以守地者也。今祖宗之地既不守，何有于祖宗之法乎？夫使能守祖宗之法，而不能守祖宗之地，与稍变祖宗之法，而能守祖宗之地，孰得孰失，孰重孰轻，殆不待辨矣。虽然，欲变法矣，而国是未定，众论不一，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？
夫国之有是，犹船之有舵，方之有针，所以决一国之趋向，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。若针之子午未定，舵之东西游移，则徘徊莫适，怅怅何之。行者不知所从，居者不知所往。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，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。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，破滔天之巨浪，而适遭风沙大雾之加交，安有不沉溺者哉？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。然皇上行之，而大臣挠之。才士言之，而旧僚攻之。不以为用夷变夏，则以为变乱祖制。谣谤并起，水火相攻。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，犹却行而求及前也，必不可得矣。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，知旧法之不能不除。臣请皇上断自圣心，先定国是而已。国是既定矣，然下手之方，其本末轻重，刚柔缓急不同。措置之宜，其规模条理，纲领节目大异，稍有乖误，亦无成功。
臣愚尝斟酌古今，考求中外，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，但上古与今既远。臣愿皇上日读《孟子》，师其爱民之心。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，但列国与一统迥异。臣愿皇上上考《管子》，师其经国之意。若夫美法民政，英德共和，地远俗殊，变久迹绝。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，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。然求其与地不远，教俗略同，成效已彰，推移即是。若名书佳画，墨迹尚存，而易于临摹。如宫室衣裳，裁量恰符，而立可铺设，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。
日本之始也，其守旧攘夷与我同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。其国君守府，变法更难。然而成功甚速者，则以变法之始，趋向之方针定，措施之条理得也。考其维新之始，百度甚多，惟要义有三。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事。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。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。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，采万国之良法。协国民之同心，无分种族；一上下之议论，无论藩庶。令群臣咸誓言上表，革面相从。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。召天下之征士贡士，咸上书于对策所，五日一见，称旨者擢用，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。开制度局于宫中，选公卿诸侯大夫，及草茅才士二十人，充总裁，议定参预之任，商榷新政，草定宪法，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。日本之强，效原于此。
皇上若决定变法，请先举三者，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，诏定国是，躬申誓戒，除旧布新，与民更始。令群臣具名上表，咸革旧习，黾勉维新，否则自陈免官，以激厉众志，一定舆论。设上书所于午门，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，许天下士民，皆得上书。其群僚言事，咸许自达，无得由堂官代递，以致阻挠。其有称旨者，召见察问，量才擢用。则下情咸通，群才辐辏矣。设制度局于内廷，选天下通才十数人，入直其中，王公卿士，议皆平等，略如圣祖设南书房，世宗设军机处例。皇上每日亲临商榷，何者宜增？何者宜改？何者当存？何者当删？损益庶政，重定章程，然后敷布施行，乃不谬紊。
近泰西政论，皆言三权。有议政之官，有行政之官，有司法之官。三权立然后政体备。以我朝论之，皇上则为元首，百体所从，军机号为政府，出纳王命。然跪对顷刻，未能谋议，但为喉舌之司，未当论思之寄。若部寺督抚，仅为行政之官。譬于手足，但供奔持，岂预谋议！且部臣以守例为职，而以新政与之议，事既违例，势必反驳而已，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！
近者新政多下总署，总署但任外交，岂能兼营商务！况员多年老，或兼数差，共议新政，取决俄顷，欲其详美，势必不能。若御史为耳目之官，刑曹当司法之寄，百官皆备，而独无左右谋议之人，专任论思之寄。然而新政之行否，实关军国之安危。而言者妄请施行，主者不知别择，无专司为之讨论，无宪政为之著明，浪付有司，听其抑扬。恶之者驳诘而不行，决之者仓卒而不尽。依违者狐疑而莫定，从之者条画而不详。是犹范人之形，有头目手足口舌身体，而独无心思，必至冥行埴，颠倒狂瞀而后已。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，岂可得哉！故制度局之设，尤为变法之原也。然今之部寺，率皆守旧之官，骤予改革，势实难行。既立制度局总其纲，宜立十二局分其事。
一曰法律局。外人来者，自治其民，不与我平等之权利，实为非常之国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