曰：农不出则乏其食，工不出则乏其事，商不出则三宝绝，虞不出则财匮少。夫农者，平地山泽之三农也。空而不有曰乏。事者，百工所备之事也。若孟子言通工易事也。三宝者，所以通有无也。《史记》曰：虞夏之币，金为三品，或黄，或白，或赤，此禹贡所谓惟金三品也。而周监于夏焉，则周之三宝可推矣。断而不续曰绝。虞者，山泽之虞也。财者，货财也。竭而不生曰匮。微而不多曰少。盖足民之食，其原出于农。备身之事，其原出于工。行币之宝，其原出于商。取地之财，其原出于虞。故《史记》引此而说之曰：此四者，民所衣食之原也。言其原出于此也。今不出焉，则失其原而不利矣。《周官》曰：太宰以九职任万民。一曰，三农生九谷。二曰，园圃毓草木。三曰，虞衡作山泽之材。四曰，薮牧养蕃鸟兽。五曰，百工饬化八材。六曰，商贾阜通货贿。七曰，嫔妇化治丝。八曰，臣妾聚敛疏材。九曰，闲民无常职，转移职事。今《周书》约九职而统言之。其言农也，而三农与园圃臣妾统焉。其言工也，而百工与嫔妇闲民统焉。其言商也，而商与贾统焉。其言虞也，而虞衡与薮牧统焉。故农者民生之本也，工非淫巧之工，商非龙断之商。工商者，济乎农而资乎虞也。虞者，农工商所由赖也。此与九职之序，不同而同。皆中夏之利也，皆中夏民之所利也。以此利民，皆不失任，其利无遗矣，岂待他求哉！《论语》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奈之何夺而失任，使其利源之不出也。或曰：三宝之金，不忧其困欤？曰：自《周书》言之，则不忧也。农出其三农之货，工出其百工之货，虞出其山虞泽虞之货，中邦之货萃焉。而商乃出而行货乎其闲。其资于货者多也，其资于金者不多也。货之生不穷，而金之生有穷也。此以本富驭末富也，孰能困之哉！
《说命》之逸文曰：惟口起羞，惟甲胄起兵，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夫口者，言之自出也。自殷高宗言之，则天子之言矣。盖令乎天下者也，宜首称焉。起者，所由起也。羞者，如《易》言或承之羞也。郑氏谓羞犹辱也。惟口起羞者，郑氏谓当慎言是也。《诗》曰：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。《诗》所以谓无言不雠也。甲胄者，身之兵备也。兵备在身，人皆见而知之，其他无不知矣，故特言甲胄也。惟甲胄起兵者，当阴备，不使疑忌也。兵法曰：形兵之极，至于无形。今乃且形于甲胄乎？《史记》称：子贡之言曰：有报人之意，而使人知之，殆也。事未发而先闻，危也，此兵所犹起也。或曰：甲介也。礼曰：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。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。如其失也，军容不肃，则必不能兵，乃使觇国者轻之而起兵矣。盖祸患所由者，口与甲胄，则其大者焉。衣裳者，国之章服也，笥所以藏也，惟衣裳在笥者，当藏之以待有德，不敢妄赐也。犹《诗》美彤弓者，称其受言藏之也。《史》称韩昭侯有弊，藏之以待有功，况章服乎？干戈者国之兵伐也。省者，自察也。厥躬者，其谋动兵者之身也。《大学》曰：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惟干戈省厥躬者，郑氏谓当恕己，不当害人是也。《左传》曰：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军三旬而不降，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，以其能省故也。盖喜怒所用者，衣裳与干戈，则其大者焉。且《说命》之言衣裳也，自口而下，次乎甲胄干戈之间，何哉？《易》之诗曰：在师中吉，无咎，王三锡命。又曰：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言行师之道，锡命不可及小人也。口者，锡命之言也。衣裳者，锡命之用也。甲胄干戈者，行师之用也。忝此衣裳，孰司喉舌，四海羞之。于是乎甲胄无谋，干戈不戢矣。《诗》曰：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。又曰：彼其之子，不称其服。此晋文所以伐曹而数之也。
呜呼！凡若此者，非其大略之所存乎！盖经义者，经术也。古之人于此察焉。则皆卓以立于地圜九万里中，而不知其他有何竞也。此二三君子所宜辩也。后世行事，或迂经义，而巧者又托经义以为言。若宋事之于周官，则巧矣，其欲正之者，非明经术，则安得正之耶？且治书贵知要也。孔子赞易，奚其必三陈九卦欤？奚其必于颜氏之子而称不远复欤？《春秋》非惟言乱臣贼子也。孟子曰：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皆知要也。今将有白，亦云远矣。悠悠乎书，愿无忽焉。既而诸学子得手书，敏而从事，疑之来，笔以答之。虽八百里，若一堂尔。则所助者多也。若何犹问《尧典》日觐四岳群牧，而疑觐见为上下之通称。问《召诰》节性，而疑问与孟子不同。则因而添疏详之矣，若陈汝廉问《尧典》如五器，欲从马氏五玉之说，而疑三帛二生一死，不可以器称。则因而添疏详之矣。若张子沂问古文《太誓》，马氏传之，而疑马所言者，惟曰今文《太誓》。问金，周公居东，据《通鉴》之论，本乎诗序，而疑成王未知周公，则因而寤旧本马说有伪。实曰：今之《太誓》。而鸱诗亦添疏详之矣。其《高宗肜日疏》，言祢义者，皆以诸疑问而益详也。昔范氏为《谷梁传》集群子有说，皆列名其中。今所问不常，列之难一，未从范氏之例也。故为后序以志之，亦以志校刊终事之日焉。古者序惟在后，今解，既为前序，又为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