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治，其为益甚众，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。
二曰结百姓之心。臣闻孟子有言：“兵革非不坚利也，来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”贾谊亦曰：“圣人有金城，民且为我死，故吾得之与俱生；民且为我亡，故吾得之与俱存；失将为我危，故吾得与之皆安。”降至宋臣苏轼之告其君，亦一言再言，以深结人心为本。此以见自古立国之道，未有人心未去而国本或摇者也。其在一统无外之世，固为重矣，而处权均力敌之时，其重倍之。此诚陛下所宜戒儆恐惧，而常自在之者也。伏惟圣清受命，自入关定鼎以来，首革有明之弊政，作则垂宪，加意优民，刑赋役税，尤反复审详。盖本朝十有一叶，二百五十余年之间，未尝用一虐刑也，未尝加一苛赋也，未尝兴一暴役也。生其土者，熙熙含和，有未知征税繇役为何事者。此其爱民之德，不独远迈前朝，盖亦同时五洲大小各国所未尝有。夫国家惠保黎元，至于如此，而臣犹以深结人心戒陛下者，无他，善政经久，则习为固有，而民不知恩；陋规孔多，则吏为屯膏，而下乃疾视。而其尤患者，在尊卑阔绝，上下之情不交。兵民亿兆，虽欲致爱效忠于陛下，而其道莫由也。
臣窃尝观之西国矣，大抵民主之兵，最苦战而不易败，得能者为将，则当者皆靡，如华盛顿之自主，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。君臣上下，目见相亲，抚循教训，截然如一家者。次之，而将贵君尊，势分相绝，招之以利，用之以威者最下。夫民勇怯之资虽殊，而贪生之情则一。行阵之间，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，必其有不容已之恩义利害故也。真实民主之国，其兵所以最强者，盖其时虽曰公战，实同私争。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，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。胜则皆荣而安，败则皆忧而辱，此所以临阵争先，虽挫而不溃也。至其次则衔恩顾义，不忍弃捐。且其君臣上下既相亲矣，则其赏罚必明，所以顾恤其私者亦必至。伤残则有养废之廪禄，阵亡则其妻子无饥寒，夫如是，则亦效死而勿去矣。独至主尊将贵，邈然不亲，招以利而用以威者，民之应募为兵也，如牛马然，其心固漠然无所向，迫于饥寒，觊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。至于临阵之顷，于其主非所爱也，于其敌非所仇也，一军未破之时，顾法重不敢去耳。然而有时而可用者，则必内地之战争，前有城池卤掠之获，后有官职保举之优，有一不存，其兵皆废。夫以今日战事之烈，火器之威，其枪炮之利钝悬殊，将领之贤不肖相绝者，固无论矣。至于二力悉敌之际，则胜败之数，悉以其士气之振ぃ，人心之坚脆为分。以后之兵，当其前二，摧枯拉朽，岂待言哉！外国知其然也，故其国主将官，一言治兵，莫不以抚循士大夫为最急。德主于宫禁之内，特设武备学堂，亲选英俊少年，已为之师，躬行训练。而甲午之役，日本国主亦亲往广岛，收恤伤亡，其皇后以中宫之尊，躬率妃嫔，为军士织带调药，岂无故哉！
夫今日中国之事，其可谓太息流涕者，亦已多矣。而人心涣散，无护念同种，忠君爱国之诚，最可哀痛。甲午之辽东，客岁之胶、澳，其中文武官弁之所为作，民情之所见端，臣具有廉耻，为国讳恶，有不忍为陛下尽言者。陛下闻格物之说乎？格物之言理也，以谓一物之完而不毁、坚而难破也，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，如磁石吸铁然，互相率吸维持，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。及其腐败也，则质点之爱力渐无，抵拒舛驰，而物遂化。今中国之质点，亦可谓无爱力矣。以此而当外洋，犹以腐肉齿利剑也。虽然，陛下慎勿恨民之无良也，亦自反何以附民者而已。夫附民之要，在得其心，而心之精微，必不可用以美言文具取也。今之为陛下惠养此民者，不过数千之州县而已，为陛下统辖此兵者，不过数百之将领而已；凡此什八九，皆受羊而盗其刍者也，其不见德之日久矣。陛下之尊，譬如天，而官吏将领之可畏，犹如鬼神，生养不为之谋，穷屈无所于诉，而日夜厉以征求敲朴之事。民生是群，不知何所可恋；士从是军，不知为谁而战。则其忘陛下之帝力于何有也，不亦宜乎！
且民既不知其国之可爱矣，则陛下虽岁筹无限之费，以作新器，炼新军，部勒止齐，悉用西洋之新法，平居无事，常派大臣为之简阅，其巧密精炼，皆可为无穷之美观；独至一旦有急，则相率以随前者之覆辙，此列御寇所谓君形者亡也，曷足用乎？况其未必能及此也。议者将谓昔中国之兵，亦尝强矣，不必如西人所为而后可用也。则臣应之曰：不然。盖事之利钝，起于相较，至于兵为尤然。战者，敌也，必经权奇正，事事可与相敌，而后可以言战，而有一胜之可期。使其不然，则且未战败而形已具。日者，中国之敌，非西人也。至于内乱，则草寇耳。与草寇敌，故即用草寇之道，亦可有功。此所以湘、淮二军，在前则为精兵，在今则至不足道。犹用其制，必败无疑。何则？其所与校者异也。今者中国制度，固与外洋悬殊，君民之间，必不能与彼之轻简。然兵战之事，存亡所关，急宜略师其意，起而为之。臣之愚计，欲请陛下于臣前言出洋回国之便，亲至沿海各省，巡守省方，纵民聚嵩呼，瞻识共主；又为躬练防练各军，誓诰鼓厉，振其志气。近事俄皇即位加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