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虽中国所旧有，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，无庸讳也。谓中国开化数千年，于人生必需之学，古籍当有专名，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。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，若因果、如Ｒｉｇｈｔｓ，如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，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？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，而后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。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，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。盖平准者，乃西京一令，因以名官职，敛贱粜贵，犹均输常平诸政制。计学之书，所论者果在此乎？殆不然矣。故吾重思之，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通俗，则莫若径用理财，若患义界不清，必求雅驯，而用之处处无格者，则仆计学之名，似尚有一日之长，要之后来人，当自知所去取耳。
○论沪上创兴女学堂
中国四百兆人，妇女居其半；妇女不识字者，又居十之八九。即偶有一二知书者，亦不过以其余力，粗解词章。物以罕而见珍，遂以通人自命。初不知所谓学问者，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。名既为人，即当学问，不以男女而异也。区区识数字，何足奇乎？自学问之道不修，男子作八股，工摺卷，于兵、农、礼、乐之事，丝毫不相涉。士夫如此，农商可知；男子如此，妇人可知。妇人既无学问，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，不过敷粉缠足，坐食待毙而已。一家数口，恃男子以为养，女子无由与任。通流既极，男子亦不能自养，而又仰给于他人。转展无穷，相煦以沫，盖皆分利之人也。故无论男子女人，当其冠笄之岁，尚有雄心，中年以往，精神志量，逐渐消磨于衣食之中。夫壮年之人，意气扩充，正宜胜于少年者，而反不及之，则其故可知矣。国弱民贫，实阶于是。即常此千古，亦复不难。
自中日议和之后，忧世之人，竞言学校，近更于沪上创兴女学堂。此后有志之女，若能努力，何患不能比迹于西人。一家无坐食之人，则家累轻；家累轻，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。或者可以挽回颓俗，转弱为强乎？虽然人之学问，非仅读书，尤宜阅世。盖读书者，阅古人之世，阅世者，即读今人之书，事本相需，不可废一。中国妇人，每不及男子者，非其天不及，人不及也。自《烈女传》、《女诫》以来，压制妇人，待之以奴隶，防之以盗贼，责之以圣贤。为男子者，以此为自强之胜算。不知妇人既不齿于人，积渐遂不以人自待。其愚者犷悍无知，无复人理；其明者亦徒手饱食，禁锢终身，而男子乃大受其累矣。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，自去自来，故能与男子平权。我国则苦于政教之不明，虽有天资，无能为役。盖妇人之不见天日者久矣。今日既兴女学，效法泰西，然犹不使之增广见闻，则有学堂与无学堂等。不见村学究之日事尹吾，而一无所用乎？读书而不阅世，直如此耳。今倘有人，独排众议，自立一会，发明妇人应出门之故，庶几风气渐开矣。
若谓既无限制，难保无越礼之事。则且无论西人，即以中国论之，大家妇女，其防闲密矣，岂绝无越礼之事乎？小家妇女，其防闲又疏矣，岂尽人皆越礼乎？则此言不足辨也。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，为国政至深之根本；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，必宜与以可强之权，与不得不强之势。禁缠足、立学堂固矣，然媒妁之道不变，买妾之例不除，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。虽然，此事难言之矣。翻《大清律例》而观之，所引成案，祸之原于男女而起者，几及大半。而穷凶极丑，非复人情，亦较他事为独多。今日之县案，亦每如此。上海会审公堂之琐案，每日见于《申报》者，更无论矣。西人之纪各国娼妓之数者，以中国为至多，乃过于法国。盖法国女闾虽盛，然皆在大都会之地，非若中国穷乡僻壤，凡有人迹之地，几无不有之也。合此二者观之，则中国教化之坏，百口无以自白也。
夫中国之礼俗，固以严男女之防为一大事者也。六经之中，谆夸教诲，百家诸子，罔不如一，乃何为而至于斯乎？则其故即由于辨之太严而已。天下之事，大约隔之愈远，愈不可即，则愈以其事为可乐；若日日见之，则以为常情，而不以措意。今者读《士礼》、《小戴记》言礼诸文，谓中国三代时，男女之辨不严，不可得也。又读《春秋》内外传，《国风》之诗，谓中国三代时，男女之防不乱，亦不可得也。然则礼亦何益于事乎？说者又谓《士礼》、《小戴记》为纪其盛时，而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风》、《诗》则言其衰时，不可执其末流，以病其本源之非也。然若果如此，则严定范围，即可持世，礼法既立，应无衰时，何为而有始乱之人乎？故以名学之理言之，则此义不能立也。此义不立，则防之愈严，启乱愈多之义立矣。然而此义，不过证古说之非，而仍不能救今世之俗。今我国律法，其严十倍于欧人。其无事也，防之若此其周；其既事也，刑之若此其酷，而犹冒白刃以试之。设一旦宽其杀戮，则愚俗之倾颓，将更不知伊于胡底矣。此万万不能行者也。
又如泰西之俗，男女自行择配，亦为事之最善者。中国守旧之人闻之，必以为怪。然可设一事以喻之。譬如有人或造一屋、置一衣，使成本稍大，亦自为而省度无后可，设无别故，无他人代决之，绝不关白本人者也。小事尚然，岂有伉俪之大，一与之齐，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