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也。然而《中庸》以天命始，以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终。天命者，满洲建元之始也，上天之载者，载┟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。此则建夷之运，终于光绪，奴儿哈赤之祚，尽于二百八十八年。语虽无稽，其彰明较著，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？
要之拨乱反正，不在天命之有无，而在人力之难易。今以革命比之立宪，革命犹易，立宪犹难。何者？立宪之举，自上言之，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，而兼恃万姓之合意。自下言之，则不独专恃万姓合意，而兼恃一人之才略。人我相待，所倚赖者为多。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，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。然则立宪有二难，而革命独有一难。均之难也，难易相较，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。虽然，载┟一人之才略，则天下信其最绌矣，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，吾所不敢必也。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，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。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，一蹶不振相校。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才性，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，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？藉曰此魁梧绝特之彦，非中国今日而能有。尧舜固中国人矣，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，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，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？
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，旧俗俱在，革命以后，必将日寻干戈，偷生不暇，何能变法救民，整顿内治。夫公理未明，旧俗俱在之民，不可革命，而独可立宪，此又何也？岂有立宪之世，一人独圣于上，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？虽然，以此讥长素，则为反唇相稽，校轸无已。吾曰不可立宪，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。则应之曰，人心之智慧，自竞争而后发生。非曰之民智，不必恃他事以开之，而但恃革命以开之。且勿举华、拿二圣，举明末之李自成。李自成者，迫于饥寒，揭竿而起，固无革命观念，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，然自声势稍增，而革命之念起。革命之念起，而剿兵救民，赈饥济困之事兴。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？竞争既久，知此事之不可已也。虽然，在李自成之世，则赈饥济困，为不可已，在今之世，则合众共和，为不可已。是故赈饥济困，结人心者，事成之后，或为枭雄以合众和给人心者，事成之后，必为民主。民主之兴，实由时势迫之，而亦由竞争而生此智慧者也。征之今日，义和团初起时，惟言扶清灭洋，而景廷宾之师，则知扫清灭洋矣。今日广西会党，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，而先以扑灭满洲，剿除官吏为能事矣。唐才常初起时，深信英人，密约漏情，乃卒为其而卖。今日广西会党，则知己为主体，而西人为客体矣。人心进化，孟晋不已，以名号言，以文略言，经一竞争，必有胜于前者。今之广西会党，其成败虽不可知，要之继此而起者，必视广西会党为犹胜，可豫言也。然则公理之未明，即以革命明之，旧俗之俱在，即以革命去之。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，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。
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，或托外人运械，或请外国练军，或与外国立约，或向外国乞师，卒之堂堂大国，谁肯与乱党结盟，可取则取之耳。吾以为今日革命，不能不与外国委蛇。虽极委蛇，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，此固革命党所已知，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。日本之覆幕也，法人党通情于大将军，欲为代平内乱。大将军之从之与否，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。然以人情自利言之，则从之为多数，而不从为少数。幸而不从，是亦覆幕尝所不料也。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，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。今者人知恢复，略有萌芽，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，沮其方新之气乎？呜呼！生二十世纪难，知种界难，新学发见难，直人心奋厉时难。前世圣哲，或不遇时。今我国民，幸睹精色，哀哀汉种，系此刹那，谁无父母，谁无心肝，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，幸同种之为奴隶，以必信其言之中也。且运械之事，势不可无，而乞师之举，不必果有。今者西方数省，外稍负海，而内有险阻之形势，可以利用外人，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，亦未尝无其地也。略得数道，为之建立政府，百度维新，庶政具举，彼外人者，亦视势利所趋耳。未成则欲取之，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，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？
世有谈革命者，知大事之难举，而言割据自立，此固局于一隅。所谓井底之蛙，不知东海者。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。虽然，吾固不主割据，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，则以割据，犹贤于立宪也。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。卒为英人蚕食。此长素每引为成鉴者。然使莫卧尔朝不亡，遂能止英人之蚕食邪？当莫卧尔一统时，印度已归于异种矣。为蒙古所有，与为英人所有，二者何异。使非各省分立，则前者为蒙古时代，后者为英吉利时代，而印度本种，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。夫终古不能得国权，与暂得国权而后失之，其利害相越，岂不远哉！语曰：不自由无宁死。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，而明日自刎其喉，犹所愿也。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？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，则固有绝异者。长素论印度亡国书，谓其文学工艺，远过中国，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。不知热带之地，不忧冻饿，故人多慵惰，物易坏烂，故薄于所有观念。是故婆罗释迦之教，必见于印度，而不见于异地。惟其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