乎？其所译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辞，即在此也。然历史者，进步的也，改良的也。国民于一方保历史之旧习惯，于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，两相冲突，必相调和。故其进也以渐而不以骤。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！至于所云：“爱国志士之所志，果以排满为究竟之目的耶？抑以立国为究竟目的？毋亦曰目的在彼，直借此为过渡之一手段云耳。”噫，此真我所谓种族思想与政治思想混而为一者也。则请语之曰：以排满为达民族主义之目的，以立国为达国民主义之目的。此两目的，誓以死达，无所谓以此为目的，而以彼为手段也。其第二问曰：“排满者，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？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？”则请语之曰：以其为满人而排之，由民族主义故；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，由国民主义故。两者俱达者也。夫使为国民者，对于政府但有政治观念而无种族观念，而有异种侵入，略施仁政，便可戴以为君，此真贱种之所为也！满洲未入关以前，与我国不同种。其不同，犹今日之邻国也。乘乱入寇二百余年，使我民族忘心事仇，犹不以为非。则联军入京，比户皆树顺民旗，亦将推为达时势之君子乎？其第三问曰：“必离满族然后可以建国乎？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？”则请语之曰：若云同化，必以我民族居于主人之位而吸收之。若明以前之于他族可也。不辨地位而但云并包兼容，则必非我民族所当出也。彼之言曰：“中国言民族者，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，更提倡大民族主义。小民族主义者何？汉族对国内他族是也。大民族主义者何？合国内本部属部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。”此其言有类梦呓。夫国内他族同化于我久矣，尚何本部属部之与有？今当执民族主义以对满洲。满洲既夷，蒙古随而倾服。以同化力吸收之，至易易也。若如梁氏所云：“谓满人已化成于汉民俗”，而不悟满之对我，其阴谋诡计为何如，容可谓之知言乎？故吾之排满也，非“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”也。劝我民族知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也。梁氏而无以难也，则请塞尔口，无取乎取民族主义而诋毁之也！尤可笑者，不敢言民族主义，乃至不敢言共和。鼠目寸光，一读波伦哈克之《国家论》，即颤声长号曰：共和，共和！吾与汝长别矣！噫！郑人相惊以伯有曰：伯有至矣，则皆走，不知所往。梁氏其有此景象乎？请语之曰：子毋怒！子欲知国法学，宜先知家数。日本有贺长雄氏，言英国宪法学者，采求王权割让之事实，法国宪法学者讲究国家新造之理论，德国宪法学者用力于成文宪法之解释，皆非偶然，诚通论也。故德国学者什九排斥共和政体。而美国学者巴尔斯且斥曰：欧洲公法学者无知国家与政府之别者。梁氏见之，又当震惊如何！学不知家数，而但震于一二人之私说以自惊自怪，徒自苦耳！
呜呼，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，以一民族为一国民！呜呼，吾愿我民族自审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处！
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
○革命之决心
吾党之士，关于革命之决心，为文以论之者屡矣。顾吾以为既欲以此为吾人之决心，则其不可以不近，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约也。因约言于左。
革命之决心之所由起，其则于吾人恻隐之心乎？孟子有言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怛惕恻隐之心。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韩愈有言：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，然后呼而望之也。将有介于其侧者，虽其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则将大其声，疾呼而望其仁之也。彼介于其侧者，闻其声而见其事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爱，然后往而全之也。虽有所憎怨，苟不至于欲其死者，则将狂奔尽气，濡手足，焦毛发，救之而不辞也。若是者何哉？其势诚急，而其情诚可悲也。呜呼！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在于此矣。恻隐之心，至纯洁也。无所为而为之者也，此之谓仁。为恻隐之心所迫，虽狂奔尽气，濡手足，焦毛发，救之而不辞。此之谓勇。仁与勇，尽人所同具也。至于乍见之而后动心，介于其侧则后往而全之者，非谓耳目所不及，即可恝然置之也。以无所感，故无所动耳。是以能充其恻隐之心者，耳目所不及，而思虑及之焉。思虑之所及，举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，一一系诸其心，若耳闻而目睹。是则其怛惕恻隐之心无时而不存。而狂奔尽气，濡手足，焦毛发，而救之之志，亦无时而不存。皇皇而忧之，昧昧而思之，焦然无一息之安。其持危扶颠，盖出于情之不容已。以不如是不足以释其忧思也。然虽如是，其遂足以释其忧思乎？天下之疾苦颠连而无告者，其数无穷，则吾躬之忧患亦与为无穷。君子敢于以渺然之身，任天下之重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者，要皆为此恻隐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。
吾人之决心于革命，孰非由恻隐之心所发者。人必不忍其同类之死亡屈辱。而历史之所纪，父老之所传，亡国之惨，在人耳目。此追既往而生恻隐者也。人心醉而未由醒之，浊而未由清之，目击蚩蚩之民，辛苦憔悴，为人践踏，乃无异于牛马草芥。顾身受者不能自脱，坐视者莫知所救。此抚现在而生恻隐者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