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指。比之关政，彼善于此。特不得多设卡栅，招引关夷，无关之名，有关之实而已。且厘捐者，市征也。王制，市廛而不征，关讥而不征。孟子言：文王治岐，关市讥而不征，而《周礼》有关市之征。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。文王去之，周公又行之。春秋战国无改。孟子欲复文王之治，以复古。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。即今制固亦有关征，无市征也。增厘捐，而关市并征矣。厘捐之弊，恐将如宋陈遘之经制钱，翁彦国之总制钱，久而不革。择一而废之，又曷可缓哉！
○筹国用议
古不以银为币。唐时用银，不过蛮市。明初用钞用钱，禁用银。中叶后，银始通行。顾氏炎武著论，用钱费银，意在复古，余往时见银价日贵，农田出谷，而国课征银，准折消耗，民不聊生。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。
乃自五口通商，而天下之局大变。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，虽五帝三王复起，不能改也已。盖今以合地球九万里为一大天下，中国仅十有五分之一耳。其十有四用银，而其一不用银，犹之十有七省用银，而一省不用银，行乎不行乎？曩尝谓市易之事，贵征贱，贱征贵，势之所趋，有莫适为主，而一成不可变者。即如钞币一法，虽以天子之命，不行斯不行耳。严刑峻法曾不足动其毫末。征诸古而皆然，验之今而益信。且夫钞亦幸而不可行耳。若其可行，则银且尽为诸夷所有。一旦有事，钞币无从支银，百万资财，俄顷片楮。而银之重中于人心，权势遂尽移于有银之诸夷。几何不为闽省前年之事！
然则，居今日而言裕国，宜何从？曰：仍无逾于农桑之常说，而佐以树茶开矿而已。西北水利，已具前议。又不独西北也。大江以南之农，恒勤，大江以北之民，多惰。山左舒君梦龄，宰皖北，以地多旷土，募江苏人教民耕之。民辄曰：必尔始得食，宁饿死耳。噫，何论东豫哉！是宜劝之，董之，务有以变之，俾无旷上而后已。且也，东南诸省兵燹之后，流离死亡，所在皆是。孑遗余黎，多者十之三四，少者十不及一人。少即田荒，田荒即米绌。必有受其饥者。是宜以西人耕具济之。或用马，或用火轮机，一人可耕百亩。或曰：我中华向来地窄民稠，一用此器，佣趁者无所得食，未免利少而害多。以今日论之，颇非地窄民稠之旧。则此器不可常用，而可暂用也。又中国积岁兵荒，丝市减十之六七，而夷船所购，数倍往时。故蚕桑之利，近年更普。往尝谓古无棉布，以麻葛为布，故老者非帛不暖，而桑与农并重。至拔茶树桑，传为善政。更由当时以绢为币之故。自木棉入中国，似蚕桑非贫民急务矣。然由今日观之，则茶桑又并为富国之大原也。上海一口，贸易岁四五千万，而丝茶为大宗。彼以雅片洋货相抵犹不足，必以银补之。设使彼有雅片，我无丝茶，中国早不支矣。劝桑亦具前议。至茶宜于山石起不能生他木之处。若推广种茶，其利不可胜计。开矿一事，或疑矿税病民，矿徒扰民，且碍风水。不知风水渺茫之说，非经国者所宜言。开矿非利其税，即经费之外，全以与民，不失为藏富之道。矿徒非贼比，在驾驭得人而已。诸夷以开矿为常政，不闻滋事。且夷书有云：中国地多遗利。设我不开，而彼开之，坐视其捆载而去，将若之何！又夷书动言鸦片害人，宜禁。将来和议既固，理晓诸夷，彼禁贩运，我禁吸食。即仍修吸食者，斩之。旧令亦未尝不可徐议之也。裕国之道，不外乎此。
○重酒酤议
酒禁由来已古。禹疏仪狄，《酒诰》惩群饮，《周官》司禁，以属游饮食于市者，汉初群饮者罚金。武帝时，桑宏羊始榷酒酷，而酒禁废。惟武侯治蜀，禁酒严，道无醉人。余不闻焉。王应麟谓榷酤之害，甚于鲁之初税亩。无他，食为民天，酒为食蠹。统五谷约之，以升粟成酒一升有半为率，统万民约之，以十人而一饮，饮亦一斤有半为率，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。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。
如之何不禁？然而不能禁也。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，相沿已久，习为故常者，一旦欲反之，虽临之以天子之尊，威之以大辟之重，必终于不行。不考古事，不采近闻，不达人情物理，或任性，或恃才，皆不知其不可禁。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，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。雍正间，尝禁铜。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，嗣又改为一品。乾隆初，尚书海望疏，以禁铜不效，请弛禁。亦尝严酒禁。乾隆初，孙公嘉淦奏罢之。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，不胜其株累，而酿酤如故。世宗朝当盛鼎之时，整齐严肃，中外咸若，宜可以令行禁止。然而不能禁。斯不能禁矣。皆前事之师也。又何论近年烟禁乎？
愚窃以为如酒者，止宜重酤以困之，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，零酤二十之，舞弊倍其罚。经三四厘捐，而酒值倍矣。使贫者不能不节饮，尤贫者不能不止饮。但得减酿一分，即多若干米，亦即多活若干人，有利无弊者也。至收捐有效，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，尤宜广戒饮之谕，加酗酒之律。宴飨之事，为之节制，沉湎之人，勿登荐剡。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，庶其有瘳乎？至孙疏有云：不酿酒则粱粟弃地，转以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