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构祸不出邦交。故臣以为今日之洋务，战和守三者俱无可言。何以言之？凡战有二：曰攻剿之师，曰应敌之师，西洋各国，远隔数万里，中国不能往攻明矣。而如洋人练兵制造之精，其君臣相与讲求，日新月易，未尝稍息，而独不肯轻易用兵。其视通商各口，皆其利薮，意尤护惜之。彼不言战，何为迫使战乎？凡和有三：曰定岁币之等差，曰议聘使之礼节，曰辨称号之崇卑。洋人通商二十余年，从未较论及此。咸丰七年，广东用兵，而上海、宁波通商如故。次年，天津用兵，即广东通商亦复如故。其苛索兵费，但以为因此用兵，兵费即取偿于此，始终通商而已。每一滋事，增加口岸，遍据要害，所争莫大于是。更不得以和论。至于守之为义，由皇古至于今日，由天下至于一家莫能废也。中国沿海九千余里，大小百数十口，虎门、大沽并称天险。道光二十五年，三口通商以后，洋务办理，已有成局。增修虎门炮台，为善后之计，费至数百万。咸丰七年，洋人直入，一毁无余。咸丰九年，天津防堵，良将劲兵，高垒巨炮之用，终亦不能持久。至于广东展转贻误，而有宁波之失，金陵展转贻误，而有镇江之失。延及咸丰七年，广东省城为洋人袭入，扰及天津。洋务遂至穷于办理。此其成迹亦略可睹矣。今且遍及内地，设立公使，驻扎京师，曾无藩篱之隔。故臣以为守者，经国之常略，而非目前防海之胜算也。
窃谓办理洋务，一言以蔽之，曰讲求应付之方而已矣。应付之方，不越理势二者。势者，人与我共之者也。有彼所必争之势，有我所必争之势。权其轻重，时其缓急，先使事理了然于心。彼之所必争，不能不应者也。彼所必争，而亦我之所必争，又所万不能应者也。宜应者，许之更无迟疑。不宜应者，拒之亦更无屈挠。斯之谓势。理者，所以自处者也。自古中外交兵，先审曲直。势足而理固，不能违，势不足而别无可恃，尤恃理以折之。伏见列朝平定准噶尔、布鲁特方略，以至仁诛暴逆，而坦然一示以诚，招携怀柔，委曲深至。乾隆二十九年，西疆乌什之叛，办事大臣某某，已戕于贼，追咎肇衅之由，谴及其子孙。嘉庆二十五年，回疆之变，参赞大臣某某，经回民控诉，逮问治罪。道光二十九年甘肃诱杀撒拉番民，亦经控诉，逮问督臣某某。所属回番各部，拊循处理，务使持平，惟恐一夫称屈。允为列圣控制中外之成规，深求古今得失之故，熟察彼此因应之宜。斯之谓理。
臣惟洋人之强，与其逼处中国，为害之深，远过于前代。而其借端陵藉，乘衅要求，中国与之相处，其情事亦绝异于前代。处之得其法，其于各口税务，及学馆教习，及练兵制器诸大端，洋人相与经营赞画，未尝稍有猜忌。处之不得其法，则议论繁多，变故滋生，往往小事酿成大事，易事变成难事，以致贻累无穷。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，中外诸臣，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，以和为辱，以战为高。积成数百年习气。其自北宋以前，上推至汉唐，绥边应敌，深谋远略，载在史册，未尝省览。洋人情势，尤所茫然，无能推测其底蕴，而窥知其究竟。朝廷设立总理衙门，专办洋务，亦不能不内恤人言，周章顾盼，无敢直截办理。臣以庸愚，为众论所诟讥，何敢再有陈奏。然窃计今时关系天下利病，无过于洋务。直隶督臣李鸿章，两江督臣沈葆桢，福建巡抚丁日昌，练习洋务，至精至博，用能力筹富强之术。而于交涉洋务亦皆深得体要，维持保全。如臣才识短乏，而自道光二十二年办理洋务，据所见闻，证以前代事迹，深有悟于中外交接之义，沛然不疑于其心。疾病昏愚，无能自效，而其理固有可言者。谨就今日办理洋务机宜，略具四条，可以见之施行。伏候圣明采择。
一、国家设立军机处，为出政之所，中外事机，悉归裁定。咸丰十一年，总理衙门之设，一仿军机处章程。遂与军机处并立。其时恭亲王实司总理，可以专制。兼因交涉洋务，多持正议，不愿与闻。今已办理十余年矣。察看西洋大势，总理衙门，当遂为国家定制。颁发上谕，及一切处置事宜，不能不归军机处。军机大臣未经奉派总理衙门行走，茫然莫知其原委，是非得失，无从推求。臣愚以为军机大臣，皆应兼总理衙门衔名，庶几讨论情势，通筹熟计，以期有所裨益。
一、西洋通商，向止广东一口。嗣是沿海开口，以及奉天，内达江西、湖北。法兰西分踞安南，与广西接壤；俄罗斯出入西北各口，遍及陕甘及山西。英吉利又议云南通商。其四川、贵州、河南交涉教案，层见叠出。目前无洋务交涉，独湖南一省耳。必能谙悉洋情，办理始能裕如。于此稍有惶惑，一视若荆棘之在其身。其始过持正论，其后展转翻异，迷误必多。故今日人才，以通知洋务为尤要。自与洋人通商以来，事变数出，多因华洋交涉案件，争辨纷纭，而办理归结处，总在讹索赔款，广开口岸。此其命意之所在，无知预防者。动辄积嫌生衅，激成事端，展转以资其挟制，而使遂其欲。推原其故，由地方官不知洋情。既以构衅为能，而多加之粉饰，又以了案为屈，而更益以推延。似此情形，施之民间讼案，含忍受冤，即亦无辞。施之洋人，必至多生事故。故臣以为考求洋务，亦无他义，通知事理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