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乐施，则民不暴；上义高节，则民兴行；宽柔和惠，则众相爱。四者，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。何者？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；上有自专之士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；上有克胜之佐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；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。此其本也。
今俗吏之治，皆。不本礼让，而上克暴，或忮客好陷人于罪，贪财而慕势，故犯法者众，奸邪不止，虽严刑峻法，犹不为变。此非其天性，有由然也。
臣窃考《国风》之诗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被圣贤之化深，故笃于行而廉于色。郑伯好勇，而国人暴虎。秦穆贵信，而士多从死。陈夫人好巫，而民淫祀。晋侯好俭，而民畜聚。太王躬仁，邠国贵恕。由此观之，治天下者，审所上而已。今之伪薄忮害，不让极矣。臣闻教化之流，非家至而人说之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布职，朝廷崇礼，百僚敬让，道德之行，由内及外，自近者始。然后民知所法，迁善日进，而不自知。是以百姓安，阴阳和，神灵应，而嘉祥见。《诗》曰：“商邑翼翼，四方之极。寿考且宁，以保我后生。”此成汤所以建至治，保子孙，化异俗而怀鬼方也。今长安天子之都，亲承圣化，然其习俗，无以异于远方。郡国来者，无所法则，或见侈靡而放效之。此教化之原本，风俗之枢机，宜先正者也。
臣闻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荡，善恶有以相推。事作乎下者，象动乎上，阴阳之理，各应其感。阴变则静者动，阳变则明者暗。水旱之灾，随类而至。今关东连年饥馑，百姓乏困，或至相食。此皆生于赋敛多，民所共者大，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。陛下祗畏天戒，哀闵元元，大自减损，省甘泉、建章宫卫，罢珠厓，偃武行文。将欲度唐、虞之隆，绝殷、周之衰也。诸见罢珠厓诏书者，莫不欣欣，人自以将见太平也。宜遂减宫室之度，省靡丽之饰，考制度，修外内，近忠正，远巧佞，放郑卫，进《雅》《颂》，举异材，开直言，任温良之人，退刻薄之吏，显洁白之士，昭无欲之路，览《六艺》之意，察上世之务，明自然之道，博和睦之化，以崇至仁，匡失俗，易民视，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，道德弘于京师，淑问扬乎疆外，然后大化可成，礼让可兴也。
匡稚圭上元帝疏臣闻治乱安危之机，在乎审所用心。盖受命之王，务在创业垂统，传之无穷；继体之君，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，而褒大其功。昔者成王之嗣位，思述文武之道，以养其心。休烈盛美，皆归之二后，而不敢专其名。是以上天歆享，鬼神祐焉。其诗曰：“念我皇祖，陟降庭止。”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，而鬼神祐助其治也。
陛下圣德天覆，子爱海内。然阴阳未和，奸邪未禁者，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，争言制度不可用也。务变更之，所更或不可行，而复复之。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吏民无所信。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，而虚为此纷纷也。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，留神于遵制扬功，以定群下之心。《大雅》曰：“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。”孔子著之于《孝经》首章，盖至德之本也。传曰：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毕矣。能尽其性，然后能尽人物之性；能尽人物之性，可以赞天地之化。治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盖聪明疏通者，戒于大察；寡闻少见者，戒于雍蔽；勇猛刚强者，戒于大暴；仁爱温良者，戒于无断；湛静安舒者，戒于后时；广心浩大者，戒于遗忘。必审己之所当戒，而齐之以义，然后中和之化应，而巧伪之徒，不敢比周而望进。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。
臣又闻室家之道修，则天下之理得。故《诗》始《国风》，《礼》本《冠》《婚》。始乎《国风》，原情性而明人伦也；本乎《冠》《婚》，正基兆而防未然也。福之兴，莫不本乎室家；道之衰，莫不始乎壸内。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，别适长之位。礼之于内也，卑不逾尊，新不先故，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。其尊适而卑庶也，适子冠乎阼，礼之用醴，众子不得与列，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。非虚加其礼文而已，乃中心与之殊异，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。圣人动静游 ，所亲物得其序；得其序，则海内自修，百姓从化。如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佞巧之奸，因时而动，以乱国家。故圣人慎防其端，禁于未然，不以私恩害公义。陛下圣德纯备，莫不修正，则天下无为而治。
《诗》曰：“于以四方，克定厥家。”传曰：“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
匡稚圭上成帝疏陛下秉至孝，哀伤思慕不绝于心，未有游虞弋射之宴，诚隆于慎终追远，无穷已也。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《诗》云：“茕茕在疚。”言成王丧毕思慕，意气未能平也。盖所以就文武之业，崇大化之本也。
臣又闻之师曰：妃匹之际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原。婚姻之礼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《诗》，以《关雎》为始。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，而理万物之宜。故《诗》曰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言能致其贞淑，不贰其操。情欲之感，无介乎容仪，宴私之意，不形乎动静，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。此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自上世以来，三代兴废，未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