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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末以己所陈请於上，有所兴废於其县者，及与县人傅维往复论修志凡例终编。其兴废条议，固切实有用；其论修志例，则迂错而无当矣。余惧世人徇名而忘其实也，不得不辨析於後。如篇首地理，附以方音可也，附以纪事谬矣。纪事，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，编年而书，是於一县之中，如史之有本纪者也。纪事可附地理，则《舜典》可附於《禹贡》，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。书事贵於简而有法；似此依附，简则简矣，岂可以为法乎？建置之篇，删去坊表，而云所重在人，不在於坊，其说则迂诞也。人莫重於孔子，人之无藉书志以详，亦莫如孔子，以为所重有在，而志削其文，则阙里之志，可焚毁矣。坊表之所重在人，犹学校之所重在道也，官署之所重在政也，城池之所重在守也。以为别有所重而不载，是学校、官廨、城池皆可削去，建置一志，直可省其目矣。寺观删而不载，以谓辟邪崇正，亦迂而无当也。《春秋》重兴作，凡不当作而作者，莫不详书，所以示鉴戒也。如陆氏说，则但须削去其文，以为辟邪崇正，千百载後，谁复知其为邪而辟之耶？况寺观之中，金石可考，逸文流传，可求古事，不当削者一也。僧道之官，定於国家制度，所居必有其地，所领必有其徒，不当削者二也。水旱之有祈祷，灾荒之有赈济，弃婴之有收养，先贤祠墓之有香火，地方官吏多择寺观以为公所，多遴僧道以为典守，於事大有所赖，往往见於章奏文移，未尝害於治体；是寺观僧道之类，昔人以崇异端，近日以助官事，正使周孔复生，因势利导，必有所以区处，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。陆氏以削而不载，示其卫道，何所见之隘乎？官师选举，止详本朝，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，则尤谬矣。旧志不能博考前代，而以明初为断，已是旧志之陋；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。今陆氏明见旧志，而删其名姓，其无理不待辨矣。自古诸侯不祖天子，大夫不祖诸侯，理势然也。方志诸家，於前代帝王后妃，但当著其出处，不可列为人物，此说前人亦屡议之，而其说讫不能定。其实列人物者，谬也。姑无论理势当否，试问人物之例，统载古今，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，列於人物，则修京兆志者，当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。此不问而知其不可。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，殊为不谨严也。
至於篇末，与傅维议，其初不过所见有偏，及往复再辨，而强辞不准於情理矣。其自云：“名臣言行，如乐毅、曹彬，章章於正史者，止存其略。”维则谓“三代以上圣贤，事已见经籍者，史迁仍入《史记》，史迁所叙孝武前事，班固仍入《汉书》；不以他见而遂略。前人史传文集，荒僻小县，人罕尽见，艺文中如乐毅《报燕王书》、韩维《僖祖庙议》，不当刊削。”其说是也。陆氏乃云：“春秋人物，莫大於孔子，文章亦莫过於孔子。《左传》於孔子之事，不如叔向、子产之详，於孔子之文，不如叔向、子产之多；相鲁适楚，删书正乐，事之章章於万世者，曾不一见；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，昭昭於万世者，曾不一见。以孔子万世圣人，不必沾沾称述於一书，所以尊孔子也。”此则非陆氏之本意，因穷於措辞，故为大言，以气盖人，而不顾其理之安，依然诋毁阳明习气矣。《左传》乃裁取国史为之，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，义与《春秋》相为经纬。子产、叔向，贤而有文，又当国最久，故晋郑之事，多涉二人言行，非故详也，关一国之政也。孔子不遇於时，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，齐人来归汶阳之田，是与国事相关，何尝不详载乎？其奔走四方，与设教洙泗，事与国政无关，左氏编年附经，其体径直，非如後史纪传之体，可以特著道学、儒林、文苑等传，曲折而书，因人加重者也。虽欲独详孔子，其道无由，岂曰以是尊孔子哉？至谓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不入《左传》，亦为左氏之尊孔子，其曲谬与前说略同，毋庸更辨。第如其所说，以不载为尊，则帝典之载尧舜，谟贡之载大禹，是史臣不尊尧、舜、禹也；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，是诗人不尊周先王也；孔子删述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，其说尚可通乎？且动以孔子为拟，尤学究压人故习。试问陆氏修志初心，其视乐毅、曹彬、韩维诸人，岂谓足以当孔子邪？
又引太史公《管晏传赞》有云：“吾读《管子》、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马》、《轻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，其书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。”可见世所有者，不必详也。此说稍近理矣。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，盖重在轶事，故为是言。且诸子著书，亦不能尽裁入传，韩非载其《说难》，又岂因其书为世所有而不载耶？文入史传，与入方志艺文，其事又异。史传本记事之文，故裁取须严；而方志艺文，虽为俗例滥入诗文，然其法既宽，自可裁优而入选也。必欲两全而无遗憾，余别有义例，此不复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