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> 《疏证》：「尊谓君，亲谓父，贤谓贤士大夫。史贵直笔，而于君亲贤士大夫，例须为之隐讳。此为《公羊》家所谓《春秋》之法。刘勰以『尼父之圣旨』释之。
「《左传》宣公二年：『太史书曰：赵盾弒其君。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不然。对曰：子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？宣子曰：呜呼！我之怀矣，自贻伊戚。其我之谓矣。孔子曰：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』
「本篇尚论古史，于《左氏》之外，兼用《公羊》之说。以《春秋》为仲尼所笔削，而为尊贤隐讳，亦为尼父之圣旨。」此处「纤瑕不能玷瑾瑜」，谓瑕不掩瑜。
〔二〕 《校注》：「《左传》隐公六年：『周任有言曰『为国家者，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；芟夷薀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。』」「莠」，狗尾草，是恶草。
〔三〕 《斟诠》：「科，即科条。准，此指准绳。」《疏证》：「《孟子滕文公》篇曰：『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』应指良史直笔，可收惩奸戒慝之效而言。刘勰喻以农夫之除莠，尚能当理。第自迁固以下，历代秉笔之士，其于君上，则寓以隐恶扬善之旨；其于奸慝，则寄以惩恶劝善之法。此为仲尼以来修史准绳之所在。刘勰所以又谓『若斯之科，亦万代一准』也。」
〔四〕 范注：「《史通》全书，皆推阐此四句之义，孰谓彦和此篇是敷衍足数者！」
《疏证》：「此文所举之四事，乃刘勰所建立之修史总纲也。……『寻繁领杂之术』，即搜集史料之谓也。『务信弃奇之要』，即整理史料之谓也。『明白头讫之序』，即辑成史着之谓也。初步征集之史料，是为原料；继而整理之史料，是为长编；最后葺成之史着，是为定本：此为修史必经之序，刘勰已备言之矣。
「不特此也，修史尤贵有例，以立载笔之准。刘知几曰：『国无法则，上下靡定；史无例则，是非莫准。』春秋各国史官，皆依王室所颁之例，以为载笔之准。唐宋以来，纂修国史，亦莫不先订凡例。古今一揆，盖已久矣。是则删成勒定之际，尤贵先立史例。此刘勰所以又有『品酌事例之条』之说也。
「再就上文所述，加以申明。『寻繁领杂之术』，实为总会。『明白头讫之序』，属于诠配。总会之后，必知『务信弃奇之要』，乃能诠配得当。诠配之际，必依『品酌事例之条』，乃究总会之极功。四者缺一，又不可也。总上四事，定为修史之总纲。握定总纲以修史，则万殊归于一本，自可有条不紊。故曰『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』也。再案《史通采撰》、《探赜》、《补注》诸篇，皆以论『寻繁领杂之术』；《浮辞》、《直笔》、《曲笔》、《模拟》诸篇，皆以论『务信弃奇之要』；《断限》、《编次》、《叙事》、《序传》、《烦省》诸篇，皆以论『明白头讫之序』；《六家》、《二体》、《本纪》、《世家》、《列传》、《表历》、《书志》、《论赞》、《序例》诸篇，皆以论『品酌事例之条』。」「品酌事例之条」谓确定评量得失的条例。
然史之为任，乃弥纶一代，负海内之责，而赢是非之尤〔一〕。秉笔荷担，莫此之劳〔二〕。迁固通矣，而历诋后世。若任情失正，文其殆哉〔三〕！
〔一〕 《校证》：「『赢』，旧本皆如此，梅本、黄本作『嬴』，不可从。」范注：「『嬴』，当作『赢』。赢，贾有余利也。韩愈不敢作史，恐赢得是非之祸尤耳。」
《校注》：「按『赢』字是。……赢，受也（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一年杜注），担负也。」「弥纶」，包举。「尤」，责备。
〔二〕 范注：「荷担，犹言负责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此言修史之责重也。自班固断代为史，以撰《汉书》，后世仍之。故刘勰谓『修史之责，足以弥纶一代』。董狐直笔，见称于仲尼；魏收秽史，见訾于当代：其『负海内之责，而赢是非之尤』，又为何如？由此而知秉笔修史之士，其劳亦莫甚矣。盖上文言晓其大纲，则众理可贯，是修史尚非难事。此文又言修史之责重，且足以酿生是非，而其劳亦可念。以明修史仍非易事，用以警惕作者。」
〔三〕 范注：「迁、固皆良史，而后世尚诋呵之；若褒贬任情，抑扬失正，则生绝胤嗣，死遭剖斲，难乎免于殃戮矣。韩愈不敢撰史，盖深有见于其难也。」
《疏证》：「班彪《略论》谓：『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，其论学术，则崇黄老而薄《五经》；序货殖，则轻仁义而羞贫穷；道游侠，则贱守节而贵俗功，此其大敝伤道，所以遇极刑之咎也。』其子固作《司马迁传》，亦用父说为赞，其文微异。……《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论》云：『彪、固讥迁，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。然其议论，常排死节，否正直，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，则轻仁义，贱守节愈矣。固伤迁博物洽闻，不能以智免极刑。然亦身陷大戮，智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呜呼！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。』……又《史通书事》篇云：『傅玄之贬班固也，论国体，则饰主阙而折忠臣；叙世教，则贵取容而贱直节；述时务，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