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。若武帝《瓠子、秋风、柏梁》诸作，从《湘累》脱化，有词人本色也。
九言诗——魏高贵乡公所作
（注）《大雅》“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”，《文章流别》谓九言之属，按泂酌三章，章五句。《夏书》五子之歌“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”
九言也赋——楚大夫宋玉所作
（注）司马相如曰“合綦组以成文，列锦绣而为质”，一经一纬、一宫一商，此赋之迹也。赋家之心，包括宇宙，总览人物，斯乃得之于内，不可得而传。勰曰“原夫登高之旨，盖覩物兴情。情以物兴，故义以明雅；物以情观，故词必巧丽。丽词雅义，符采相胜。如组织之品，朱紫画绘之着玄黄。文虽新而有质，色虽糅而有本。此立赋之大体也”。吴纳云“祝氏曰“扬子云云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词人之赋丽以淫”。夫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，然犹有古诗之义辞，虽丽而义可则，词人之赋则辞极丽而过于淫荡矣。盖诗人之赋，以其吟咏性情也。骚人之赋有古诗之义者，亦其发于情也。其情不自知，而形于辞，其辞不自知，而合于理，情形于辞，故丽而可观，辞合于理，故则而可法。如或失于情，尚辞而不尚意，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也。何有后代赋家之俳体是也。又或失于辞，尚理而不尚辞，则无歌咏之遗而于丽也。何有后代赋家之文是也。是以三百五篇之诗、二十五篇之骚，无非发于情者，故其辞也丽，其理也则，而有赋比兴，风雅颂诸义，汉兴赋家，专取诗中赋之一义，以为赋。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，若情若理，有不暇及，故其为丽也异乎风骚之丽，而则之与淫遂判矣”。古今言赋，自骚之外或以两汉为古，盖非魏晋已还所及，心乎古赋者，诚当祖骚而宗汉，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，庶不失古赋之本义”。徐祯卿曰“桓谭学赋，扬子云令读赋千首则善为之，盖所以广其资，亦得以参其变也。”
（补注）按诗有六义。其二曰赋。所谓赋者，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。古者，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揖让之时，必称诗，以喻意，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，如晋公子重耳之秦，秦穆公飨之，赋六月。鲁文公如晋。晋襄公飨公赋《菁菁者莪》。郑穆公与鲁文公宴于棐子家，赋鸿雁。鲁穆叔如晋，见中行献子，赋圻父之类，皆以吟咏性情，各从义类。春秋之后，聘问咏歌不行于列国。学诗之士，逸在布衣。贤士大夫失志之赋作矣。屈子楚辞是也。赵人荀况游宦于楚，考其时在屈原之前，所作五赋，工巧深刻，纯用隐语，君子盖无取焉。两汉而下，独贾生以命世之才，俯就骚律，非一时诸人所及。它如相如，长于叙事而或昧于情。扬雄长于说理而或略于辞。至于班固，辞理俱失。若是者何？凡以不发乎情耳。然《上林、甘泉》极其铺张，终归于讽谏，而风之义未冺。《两都》等赋，极其炫曜，终折以法度而雅颂之义未冺。《长门、自悼》等赋，縁情发义，托物兴词，咸有和平从容之意，而比兴之义未冺。故君子犹取焉，以其为古赋之流也。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，唐人又再变而为律，宋人又再变而为文。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，故读之者无兴起之妙趣，不可以言则矣。文赋尚理而失于辞，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，不可以言丽矣。至于律赋其变愈下。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，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，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，但以音律谐协，对偶精切为工，而情与辞皆置弗论。
歌——荆卿作《易水歌》
（注）夏侯玄《辨乐》论伏羲“因时兴利，教民田渔，有网罟之歌”。《山海经》帝俊作歌，歌声永而导郁者也。猗吁抑扬，永言谓之歌。《史记》“歌者：上如抗，下如队，曲如折，止如稾朩，居中矩，句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”，故歌之为言也。长言之也。
离骚——楚屈原所作
（注）《史记》“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屈平之作离骚，盖自怨生也。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。若离骚者，可谓兼之”。蒋之翰称“离骚经，若惊澜奋湍，郁闭而不得流；若长鲸苍虬，偃蹇而不得伸；若浑金璞玊，泥沙掩匿而不得用；若明星皓月，云汉蒙而不得出”。王世贞曰“骚辞所以总杂、重复、兴寄不一者，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，不暇致诠，故乱其叙，使同声者自寻修，郄者难摘耳。今若明白条易，便乖厥体。”
（补注）按楚辞，诗之变也。诗无楚风，然江汉间皆为楚地，自文王化行南国，《汉广、江有汜》诸诗则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。是诗虽无楚风，实为风首也。风雅既亡，乃有《楚狂凤兮、孺子沧浪》之歌发乎情止乎礼义，与诗人六义不甚相逺，但其辞稍变。诗之本体而以兮字为读，则楚声固已萌蘗于此矣。屈平后出，本诗义为骚，盖兼六义而赋之意居多。厥后宋玉继作，并号楚辞，自是辞赋家悉祖此体，故宋祁云“离骚为辞赋祖，后人为之如“至方不能加矩，至圆不能过规”，信哉斯言也。”
诏——起秦时玺文《秦始皇传国玺》
（注）《易九五涣汗其大号》、《穆天子传》乃发宪命，诏六师之人。诏始此。特其辞未着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