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县回乡，探视三叔之疾，其人素嗜酒，其证有腹满时痛，不食而吐，大便溏泻，日行三、五次，小便清白，脉缓弱，苔白厚，是太阴脏寒脾不健运寒湿凝滞致病，当与温中之法，进理中汤二剂，无效。又加熟附子，服二剂，亦无显效。急归持方示父，父审视毕，谓余曰：“方尚与证相合，惟宜加理气药一两味，必有大效矣。”“前人如朱丹溪用参芪补药，必佐以橘皮。张石顽于理中汤内加青陈二皮，方名治中汤，甚有巧思。盖气行则水行，气为血之帅，故治疗水血痰食诸病，苟能于对证方中，加入行气散结之品，殊有加强疗效作用，不仅气郁病患可用理气药而已。”余遵其说，遂于前方加砂仁、煨木香、川朴、炒建曲等药，又服二剂，果愈。
自抗战爆发后，余避难回乡，悬壶于官桥李家集，适福兴杂货店店东李某某老丈，体素弱，素有咳喘之疾，某年冬天大发，延愚诊治。审视前方，均为疏肺化痰之剂。其证面部浮肿，恶冷腰痛，呼吸迫促而不能平卧，少腹部拘急不舒，大便尚可，小溲短少，舌质淡苔白，脉沉细而弱。
断为久病咳喘，势必及肾。肾为真阳真阴之本，肾虚而不能温煦摄纳，故出现上列种种症状。
《内经》谓“肾者水脏，主津液，主卧与喘”（《素问・逆调论》），是其明证。故从前治肺、治脾无效，此时当用温肾益阳固本补虚之法为宜。遂用八味肾气丸方作汤与服。数剂后，诸证少减，惟喘证仍存。又仿都气丸之意，将前方去肉桂，加五味子，服五剂，药有小效。又参都气丸合观音应梦散复方之意，用六味地黄汤加五味子、盐水炒补骨脂、胡桃肉、炒杜仲、煅滋石、怀牛膝、车前子与服。十剂后，患者精神渐振，诸证减轻，惟稍一动作仍感喘息不支。适老中医李某某在集上开位育堂药店，余持方请教。彼谓：此方温镇固摄，与证甚合。惟建议加沉香一味，以加强理气平喘作用。余从其说，将前方煎汤后每次用沉香粉数分，随药汤吞下。又五剂，喘息渐平，时至新春，已能起床，随即告愈。盖沉香一物，李时珍谓“治上热下寒，气逆喘急，大肠虚闭，小便气淋，男子精冷”。用于此证，自有良效。
某年秋，余暑假回乡休假，适邻村刘湾一吴姓壮年，患疟疾兼旬不愈。持前服方示之，为草果、黄芩等味。愚曰：间日疟发过多次，症状典型，可用截法。此方当加酒炒常山，疟发前二小时服，必效。服后，果愈。乡间医生以常山为下品毒药，不敢贸然轻用也。李士材云：“世俗畏常山发吐，不知其（治疟）有神功，但炒透则不吐耳。”可谓知言。昔清・康熙帝与曹寅书，推重金鸡纳治疟有神效，谓中土无治疟效药，并有疟疾不可妄服人参之说（见《红楼梦》附录）。愚谓金鸡纳一名金鸡勒，清・赵学敏据查慎行《人海记》所载已收入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卷六木部下，此药治疟有效，自是事实。惟中医治疟效方，如汉・张仲景之《金匮要略》用蜀漆散治牝疟、温疟，唐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》以下方书用常山、蜀漆治疟之方，不胜枚举。因忆往时汉川县某小镇一药店，有治疟方多验。时至暑月，每日卖药数百剂，其药经铡过，不传方。愚托人购其药，细为检视，知为常山、草果、槟榔、乌梅、川朴、半夏、黄芩、陈皮等味，是从达原饮、截疟七宝饮诸方变化而来。故愚采用上法，泛治截疟，随证增损，极有效验。至于人参可否治疟，愚谓疟疾如夹暑湿纠缠，病邪势盛，虽露虚象，自不可服。曾见疟疾有误服人参补益，酿为臌证，以至不救者。若谓疟疾一概禁用人参，亦不尽然。曾治塾师李澍村，年愈花甲，患疟疾，服截疟药即好，但不断根，遇风冷即作，如是者两年。延诊：时方仲秋，衣尚重棉。愚视其舌苔白滑，脉象濡缓无力，肢冷恶寒，稍食生冷或油腻食物即腹痛吐泻。断为久疟中虚，虚多邪少之证。宜用露姜饮加味，治以温中固本为主而微兼散邪之法。遂与高丽参６克，苏红皮５克（愚在临床中凡用参芪白术第三卷２２５等甘温补益中焦之药，必少加陈皮、枳壳等理气快膈之品，如异功散用陈皮，枳术丸用枳实之例，则补而不滞，补而受益）。药炖好后，合入鲜生姜汁一匙，露一宿，服前加温，分两次服。服后精神即振，以后连服数次，疟不再作。是治虚疟久疟，人参间亦可用。故人参治疟之说，必须运用辨证的方法，审证而定，并非一概禁用。
中医治病，应以辨证论治的原则为指导，而其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又在遣方用药方面。但时下风尚，多重医而轻药。岂知投剂不准，用药不当，不仅影响病情向好的方面转化，甚至能危及患者生命，是知一药之微，关系于临床至大。
二、误补救治琐谈中医使用补药，补血如当归、枸杞，育阴宜地黄、阿胶，益气用黄芪、人参，助阳用鹿茸、附子之类，皆为人们所熟知而为医生所习用者也。但补为八法之一，中药之用，主要是针对病情，大抵为补偏救弊而设。设或患者果属虚证，在阴阳气血某一方面已显露不足，虚者补之，借用某类补剂，调整其机能，从而促使阴阳平衡，得以早日恢复健康，斯为善治。若无病之人，妄服补药，不仅无益，反而有害。特别是在患病期间，病邪势盛，医者滥用补剂，不但留恋病邪，使病势迁延不愈；更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