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诗》三百篇，不为不多矣，而孔子蔽之以一言，曰“思无邪”。盖取其直己而发，粹然一出于正。风雅虽变，而思之无邪则一而已矣。夫寂然不动之谓性，有感而发之谓情。性无不善，则情亦无不善。厥名虽殊，其本则一。故孟子道性善，而又曰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。”《礼运》一篇，孔子之遗言也，谓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是七情者，弗学而能，人之良能也，岂有不善者哉？
《大序》之作，所以发挥诗人之蕴奥，既曰“吟咏情性”，又曰“发乎情，民之性也”，合二者而一之，毫发无差，岂非至粹至精，同此一源，不容以异观耶？《大序》所谓礼义，即孔子所谓“无邪”也。诗人作之以风其上，太师采之以献诸朝，以警君心，以观民风，以察世变，一言一句，皆有补于治道。人君笃信力行，则可以立天下风化之本；公卿大夫精思熟讲，则可以感人君心术之微。诗之功用如此。自王者之迹熄，而微言奥义于是遂绝。
虽然，诗则亡矣，此情此性，古今无间。有能求其端倪，得其精粹，挈斯世于礼义之域，而不失其情性之正，则吾之泽即先王之泽也。孔子删诗，系《豳》于变风之末，王通赞之曰：“言变之可正也。”夫变可复正，则绝可复续矣。孰谓微言奥义终于泯灭哉？
《诗序二》
臣观《大序》之作，既以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为六义，又以国风、雅、颂为四始。义云者，至理之所在；始云者，羣言之首也。及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则以《关雎》为风始，《鹿鸣》为小雅始，《文王》为大雅始，《清庙》为颂始，与《大序》所言若不相合。意者，国风、雅、颂为三百五篇之纲领，而《关雎》《鹿鸣》《文王》《清庙》为国风、雅、颂之纲领欤？皆羣言之首也，故谓之始。风以一国言，雅以天下言。
今言雅而曰“形四方之风”，以其造端于上，形见于下，其大指则同也。政有兴有废，故雅有正有变。雅言王政之废兴，则风言侯国之得失可推而知也。颂告于神明，指商、周言之，德言盛，功言成，岿然独隆，王者之高致也。呜呼！国风、雅、颂，诚万世人主之学，所以缉熙于光明，岂可不服膺古训，日进此道，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奥哉？知一国之风俗，其本在一身，则吾所以检其身者当如何？
表曲则影攲，源浊则流污，吾有所未至，则一国之俗皆将沦之不可逭，君子之必见嫉也。则凡可以排摈善类者，无所不至。若此类者，委以一职，任以一事，然且不可，况于常在君侧乎？此君子之所以不得不忧，如舟泛然，无所底定，忧之至也。耿耿，明也；隐痛也。吾心明知其为害，而吾君不能远之，所以痛心也。酒所以供敖游，吾非无之，斯心痛切，不暇饮也。鉴之照物，或妍或丑，无不受焉，故茹。茹，犹入也。小人非我族类，其可入吾心乎？
同僚之义，亦有兄弟之亲，似可愬也，而往则见怒，其臭味亦殊也。石犹可转，而心不可转；席犹可卷，而心不可卷。其正直如此，而又发于威仪，人无得而选择之，犹口无择言，身无择行也。其与小人异趣，岂不远哉？愠于羣小，为羣小所愠也。既遇其病，又受其侮，已拊心以忧，故谓之辟。日月，明之至也；居诸，语助也。今昼夜迭运，而光景寖微，犹君徳寖昏，而小人得以蔽之也。
心之有忧，如衣之有垢，垢之不去，愁沮无聊，不能奋飞，固其宜也。或曰：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今忧心如此，宁不害于正乎？曰：国家将危，忠臣义士，此心如割，幸其君之一寤，故以屈原之忠，而自沈汨罗，君子与之，未害其为正也。人主观此一诗，可不自警乎？仁人不用，小人在侧，而使贤者不堪其忧，人君实为之也。《书》曰：“股肱喜哉！”《孟子》亦曰：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王之朝矣。
”夫使贤者皆有喜乐之心，亦人君为之。今朝廷有道，而忠良之士犹以当时为忧，此必有所以然者，惟圣主深察之。
燕燕篇
臣闻天下之事，不谨其始，未有能善其终者。发端之始，害犹未着，故人忽之。积日累月，其恶寖长，遂致于溃裂四出，莫之能御。且庄公之初，过于有所惑尔。妾巧于求壻，主从而悦之，此亦人之常情也。悦而不已则溺，溺而不已则骄，骄而不已则僭。夫人既失其位，嫡嗣何以自存？国本一摇，庶必夺嫡，此岂小故也哉？且庄姜无子，戴妫实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，则庄公嫡嗣也。其妾有宠，是生州吁，则庄公之庶子也。
州吁好兵，公弗能禁，桓公嗣立，成公贼之。戴妫失所依倚，反其宗国，此国家之大变也。故庄姜深痛之。方其上僭之始，姜固已忧之矣。然害止于一身，故《绿衣》之序曰“伤己”而已。今州吁敢行无道，不君其君，国势将倾，岂犹“伤己”而已乎？《燕燕》之称，谓己及戴妫也。情义之厚，相与追随，可谓昵矣。而其序“不紊故，羽则参差不一，飞则或颉或颃，鸣则或上或下，未尝无别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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