亦今密于古而较简洁。
按：算书之精，若宋秦九韶氏《数学九章》、元李冶氏《测圆海镜》、《益古演段》，皆明立天元一法。而国朝宣城梅文穆公《历算全书》六十卷，其说大备。欧罗巴借根方，至为巧妙，亦本诸秦氏，近来传此，学者益盛。中、西士所著，各有成书，而同文馆天文、算学教习、海宁李壬叔善兰，尤多精诣，有《则古昔斋算书》十三种刊行，好学深思之士，弥易为功云。
以上诸条，为父、师者，果能依此程督其子弟，必成通儒。而一切村夫俗子巧速之锢习铲除尽净，悉为有用之学，以立致用之基。困知勉行，明善复初，下学上达之工夫，尽在是矣。
夫研理于经，可以正天下之是非；征事于史，可以鉴古今之成败。自余百氏述作，皆六艺之支流，载道知言，往往畅先哲所未发，资后贤之观摩，亦足与经、史旁参互证，所贵博观而约取，熟读而精思，则其学之成，可计日待也。
昔鄂文端公总制云贵时，征滇士入书院教曰：“读书之法，经为主，史副之。四子本经《孝经》，此童而习之者外，此则先之以‘五经’，其次如《左传》之淹博，《公》、《穀》之精微，《仪礼》之谨严，《周礼》之广大，《尔雅》之辨晰毫芒。大至无外而细入无间。此‘十三经’者，缺其一即如手足之不备而不可以成人者也。至于史，则先《史记》，次《汉书》、次《后汉书》。此三史者，亦缺一不可。读本纪可以知一代兴亡盛衰之由；读年表、世家，可以知大臣创业立功之所自；读列传可以知人臣邪正公私，即以关系国家得失、利害之分。读忠孝、节义、隐逸、儒林、文学、方技诸传，可以知各成其德、各精其业，以各造其极而得其或显当时、或传后世之故；读匈奴、大宛、南夷、西域诸传，可以知安内攘外、柔远、绥边、恩威各得之用；读天官、历律、五行诸书（志），可以观天，而并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；读河渠、地理、沟洫、郡国诸书（志），可以察地，而并可以知险要之机；读礼乐、郊祀、仪卫、舆服等书（志），可以知典礼、掌故之因革，而有所参订；读艺文、经籍等志，可以知《七略》、九种、四部、六库著作之源流，而有所考稽；读平准、食货诸书（志），可以知出入取予、制节谨度之大体，而有所规鉴；读刑法、兵营等志，可以知赏罚、征伐、惩恶劝善、讨罪立功之大法，而有所折衷，此读史之要也。且善读史者，不仅以史视史，凡诏诰、奏疏、檄谕、论策之属，文之祖也。乐章、歌辞之属，乐府、诗歌之祖也。屈原、贾谊，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传所载骚、赋之属，词赋之祖也。故熟于‘三史’，则文人、诗人、骚人一齐俯首矣。况不止三史乎？史有可与经兼读者，如读《左传》而以《史记》副之，读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，而以前、后《汉书》副之，则史学不会太迟。”
按：文端以《史》副《左》，以班、范副《公》、《穀》等五书，是总核诸书之大体言之。愚意欲分诸书之类，参伍读之，较便贯通。拟改为读《左传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，而以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本纪、世家、年表、列传副之，并看《通鉴》；读《仪礼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，而以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书、志副之，并看《通典》、《通志略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。又拟学文法：读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，为学韩本；读《考工记》、《檀弓》、《公》、《穀》，为学柳本。箴、铭、颂，取诸《易》与《诗》，《太玄》、《易林》辅之；赋，取诸屈原、下逮宋玉、贾谊、扬雄之徒。记事莫工于《史记》、《五代史》，其继别者旁推交通，兼综条贯，而学文之旨亦全矣。
“十三经与三史，既读，外如《家语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离骚》、《文选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荀》、《列》、《管》、《韩》，以及汉、唐、宋、元人之文集，与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以下诸史参读、参看，择其尤精粹者读之，余则分日记览。天姿绝人，过目成诵者，览，即是读其不及者。原未能尽读、博览强记。有十三经、三史为根本，他皆一以贯之。读，固为要；看，亦有功。必欲汝曹尽读，非人情不可强也。
“经，庄重；史，闲雅。庄重者难读，闲雅者易读。读经者，以淑性；读史者，以陶情。朝经暮史，参错互读，则有体有用，内外兼赅，相济而不相妨，相资而不相紊。然后反求其本而约之于至一之地，则本之身，措之世，无所继而不当。出之言为经术之言，行之事为经济之事，建之功业为经天纬地之功业，乃可借手以报曰：为国家得人矣。”
又，王述庵侍郎与门人张远览书曰：“夫学文之失，其弊约有三：挟謏闻浅见为自足，不知原本于六经。稍有识者，以大全为义宗，而李氏之《易》，毛、郑之《诗》，贾、孔之《礼》，何休、服虔之《春秋》，未尝一涉诸目。于史也，亦以考亭《纲目》为上下千古，不知溯表、志、传、纪于正史。又或奉张凤翼、王世贞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而裴骃、张守节、司马贞，颜师古、李贤之注，最为近古，缺焉弗省，其失也俗，而陋有其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