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之皆非中也，可行于夷狄不可通于天下，可行于一时不可通行于万世。”
臣按：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，亦不可不及，观孟子此言，则知人君过取于民固非中正之道，而寡取之亦不得为中正也。虽然与其过也宁不及，苟国家无事、仓廪充刃，或时下诏减除，若汉文帝之三十税一、尽除田租，君子亦不以为非也。
孟子曰：“有布缕之征、粟米之征、力役之征，君子用其一缓其二，用其二（一时并用二端也）而民有殍，用其三（一时并用三端也）而父子离。”
尹焞曰：“民为邦本，取之无度则其国危矣。”
朱熹曰：“征赋之法岁有常数，然布缕取之于夏、粟米取之于秋、力役取之于冬，当各以其时，若并取之则民力有所不堪矣，今两税三限之法亦此意也。”
臣按：自古征取于民者其目有二、其限有三，唐有两税、宋有三限亦此意，但其名虽同于古而其实则异尔。我朝夏税以五月望开仓而七月终齐足，秋粮以十月朔开仓而十二月终齐足，盖得古人期限之意，惟所谓力役之征则无定制亦无定限焉。夫汉承秦制，有丁口之赋，唐有家调，民不役者计日出绢，宋有身丁绢及丁盐等钱，我朝皆无之，惟所谓户口食盐钞，盖计日出钱而偿之以盐，非空取也。但有司失于奉行，近日征钞如旧而民得盐食者盖鲜矣，陆贽所谓此时弊非法弊也，振举之则民受实惠矣。
以上经制之义（上）
卷二四
▲经制之义（下）
汉贾山作《至言》曰：“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，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，什一而藉，君有余财、民有余力而颂声作。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，力罢（读曰疲）不能胜其役，财尽不能胜其求，一君之身耳，所以自养者，驰骋弋猎之虞，天下弗能供也。”
臣按：天以天下之民之力、之财奉一人以为君，非私之也，将赖之以治之、教之、养之也。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，乃殚其力、竭其财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，岂天立君之意哉？秦始皇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而为驰骋田猎之娱，至于力罢财尽而不能供，违天甚矣，虽欲不亡，得乎？
贾谊言于文帝曰：“《管子》曰‘仓廪实而知礼节’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未之尝闻。古之人曰‘一夫不耕或受之饥，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’，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，则物力必屈（尽也），古之治天下至纤（细也）至悉，故其蓄积足恃。今悖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生之者甚少，而縻（音靡，散也）之者甚多，天下财产何得不蹶（倾竭也）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，公私之积犹可哀痛（言无储积），失时不雨，民且狼顾，岁恶不入，请卖爵子（卖爵级及子）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国胡以相恤，卒然边境有急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胡以馈之？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，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敌附远，何招而不至。今驱民而归之农，皆著（与着同）于本，使天下各食其力，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，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。”
臣按：贾谊告文帝，大要言为国以足民为本，而欲民之足必先足国，国之所以足者蓄积足恃也，国家粟多而财有余，则蓄积足以恃矣。是以水旱不足虞，军旅不足忧，守固而战胜，怀敌而附远，所为无不成矣。所以然者，莫急于驱末技游食之民而归之南亩以务农，使天下无不耕之夫、不织之女耳。夫然则人乐其所而知礼节矣。文帝感其言，躬耕以劝百姓，节俭以为天下先，卒致海内富庶，黎民醇厚，几致刑措，三代以下称恭俭宽仁之君必归焉，有以也夫。
汉制，大司农，卿一人，掌诸钱谷金帛、诸货币。郡国四时上月旦，见钱谷簿其逋（欠也）未毕，各具别之，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，损多益寡，取相给足。丞一人，主帑藏。少府，卿一人，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，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皆属焉。后汉始以属司农。水衡都尉，主上林苑，后汉省之，并其职于少府。
臣按：毋将隆言于哀帝曰：“国家武备、缮治、造作皆度大司农钱，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（音贡）养，共养、劳赐壹出少府。”盖不以本藏给末用，不以民力供浮费，别公私、示正路也。应劭注《汉书》谓县官公作当仰司农，今出水衡钱以为异政。由是观之，在大司农者国家之公用也，在少府、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。公用所储乃田赋之常数，非军国之需则不用；私蓄所具乃山泽之余利，虽燕好之私亦可用焉。其制虽异于周，然出入之际有所分别，不至混用而泛费，有国家者诚循汉此制以财用之司分为内外二府，外府贮常赋所入，如秋粮、夏税及折粮、银钞、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，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，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；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、赃罚、门摊之属以待宫室、衣车、赐予、燕好之费，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，以备他年之不足，及外府或有不给则以济之。夫外府有不足则可取之于内，内府则常为撙节，使不至于不足，虽有不足亦不可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