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是则国朝唯宋牧仲得见此本。（《天禄琳琅》所收亦白阳山人本。）今又二百馀年，余始从日本得之，以印证牧仲之说，亦一快也。《提要》称篇中所集诸家之注，直赝错杂，盖指伪东坡注而言；不知此编绝不载东坡注，刘将孙□已明言之。《提要》未见刘序，又未暇细核全书，故意此千家注中必有东坡注，遂漫为此说也。
余又藏一本，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亦二十三字。序文每行减一字，版幅亦略缩小，亦为元刊，而摹印在后，且涂抹满纸，远逊是本，附记于此。○《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》二十卷、附《别集》、《外集》、《附录》（南宋刊本）每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六字。首乾道三年陆之渊序，次刘禹锡《柳先生文集序》，又次诸贤姓氏，曰：“中山刘禹锡编，河南穆修叙，眉山苏轼评论，胥山沈晦辩，南城童宗说音注，新安张敦颐音辩，新安汪藻记，张唐英论，云间潘纬音义。
”其书分类编次与穆修本合，惟彼以《非国语》为四十四、四十五两卷，此则合并诗文为二十卷，而以《非国语》为《别集》。其《外集》则采自沈晦本，《附录》下逮绍兴，当为潘纬所定。考《柳集》有四十五卷者，为刘禹锡所编，（禹锡本附《墓志》、《祭文》于第一卷，穆修本则不附之，卷数与禹锡本同。）有三十三卷者，为元符间京师开行。又有曾丞相晏元献二本，而无二十卷之本。据陆之渊序，似潘纬所据本亦三十二通，则此二十卷为坊贾所合无疑。
《四库》著录麻沙本，系四十三卷，是又据穆修本分之。余亦藏有此本，每半叶亦十三行，行二十三字。然分合虽殊，实无盈缺，唯其卷一下题“南城先生童宗说注释，新安先生张敦颐音辩、云间先生潘纬音义”，故《提要》据以为说，其实此宋本无此题也。《提要》称书中所注，各以“童云”、“张云”、“潘云”别之，不似潘纬自撰之体例，疑本各自为书，而书贾合之，其说诚是。盖五百家注本有张敦颐《柳先生历官记》，此本无之，则知其于张说有删削矣。
又此本注中多详音训，而略于事实，唯童宗说颇徵史传，而与韩氏诂训本多同。其不著姓名之注，则又与五百家注相出入，疑其互有攘取也。编中所载“一本”与五百家悉合，疑魏仲举即以此为蓝本也。今穆修四十五卷之原刊既不传，麻沙四十三本亦为难觏，明代翻刻，讹谬宏多，然则以此当《柳集》之祖本可矣。
或疑此本不缺宋讳，又四周双边而黑口，当是元以下本，未必为宋刻。余谓不然，余所见麻沙宋本不避宋讳者甚多，小字《唐文粹》其一也。四周双边及黑口亦起于南宋，而元人承之，详见余《古刻源流考》及《留真谱》中。且元人刻书，字体皆趋圆润，（即如《千家注杜诗》是也。）此刻字体则纯是南宋格。（余仁仲《穀梁传》是其证。）又纸质坚而薄，是宋闽地所产，元、明人无之。况此书元麻沙本已改其款式，《提要》所据本是也。
○《孙可之集》十卷（明刊本）明崇祯中，闽中黄烨然、黄也刚与《刘蜕集》合刊本。有“小野节”、“小岛学古”印记。首载正德丁丑王鏊序，知其从王本传刻者。王刻世尚有之，又有宋本，旧在顾之逵家，顾涧薲曾为校订，云：“《龙多山录》‘樵起辛而游，泊甲而休’。刻《武侯碑阴》独谓‘武侯治于燕奭’见宋刻而知正德本之谬”。今此本亦沿其误，似未足珍。然樵自序前不标“《孙可之文集》序”六字，樵自题衔在序后，犹是古式，胜于汲古本远矣。
近日南海冯氏重刊《可之集》，自言得见涧薲两校本，又见黄荛圃校本。顾氏且云：“有《唐文粹辨证》之役，遍搜唐集……勘正。”知必于《文粹》所载可之文，一一校录。冯氏参校重刊，宜乎折衷一是。今以冯氏本对勘，不唯《文粹》佳处不能从，（《开元杂报》，《文粹》作“帛其缦，志其末”。谓以帛覆藏之也。《广雅》：“幔”，覆也。《说文》无“幔”字。盖“缦”与“幔”通。今本作“帛，而漫志其末”，“帛”字遂无著。）即此本是处，亦多改刊，如书《何易于》“城嘉陵江南”，盖谓益昌县城在嘉陵江南耳。
（按：唐益昌县，今四川保宁府昭化县。县城适在嘉陵江南，唐属利州刺史。利州，今广元县，在昭化县北。下云刺史崔朴自上游泛江东下，即谓利州刺史也。故易于自云“为属令”，若非本州刺史，安得称属令乎？）冯本从俗作“河南刺史”，而以“城嘉陵”断句，为不辞矣。其他显然谬误，冯氏略不能订正，且有各本不误而冯本独误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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