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> 仁宗留意科举，由是礼闱知举，任人极艰。天圣五年春榜，王沂公当国，欲差知举官，从臣中无可意者，因以刘中山筠为言。时刘知颖州，仁宗即命驿召之。是岁廷试，王文安公尧臣第一，韩魏公第二，赵康靖公概第三。
庆历中，刘原父廷试考第一。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，原父内兄也，以嫌自列。或言：高下定于考试官，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，无预与夺，伯庸犹力辞。仁宗不得已，以为第二，而以贾直孺为魁。旧制，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。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，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。其后法制既备，有司无得容心，故人亦不复自疑。然至和中，沈文通以太庙斋郎廷试考第一，大臣犹疑有官不应为，遂亦降为第二，以冯当世为魁。
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，后召试馆职，以不习诗赋求免。仁宗特命试以策论，后遂为故事。制科不试诗赋，自富公始。至苏子瞻又去策，止试论三篇。熙宁初，罢制举，其事皆废。
李文定公在场屋有盛名，景德二年预省试，主司皆欲得之，以置高第。已而乃不在选。主司意其失考，取所试卷覆视之，则以赋落韵而黜也，遂奏乞特取之。王魏公时为相，从其请。既廷试，遂为第一。
《考异》：此说据范蜀公《东斋记事》。然景德二年，乃毕文简、寇莱公为相，王魏公参政，此云王魏公时为相，非也。
端拱初，宋白知举，取二十八人。物论喧然，以为多遗材。诏复取落下人试于崇政殿，于是再取九十九人。而叶齐犹击登闻鼓自列。朝廷不得已，又为覆试，颇恶齐へ讼，考官赋题，特出“一叶落而天下秋”，凡放三十一人，而齐仍第一。
国朝取士，犹用唐故事，礼部放榜。柳开少学古文，有盛名，而不工为词赋，累举不第。开宝六年，李文正知举，被黜下第。徐士廉击鼓自列，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，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，自是遂为故事。再试自此始。然时开复不预，多逊为言开英雄之士，不工篆刻，故考校不及。太祖即召对，大悦，遂特赐及第。
唐礼部试诗赋，题不皆有所出，或自以意为之，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，谓之“上请”。本朝既增殿试，天子亲御殿，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。景中，稍厌其烦渎，诏御药院具试题，书经史所出，模印给之，遂罢“上请”之制。
元奉五年，黄冕仲榜唱名，有暨陶者，主司初以“洎”音呼之，三呼不应。苏子容时为试官，神宗顾苏，苏曰：“当以入声呼之。”果出应。上曰：“卿何以知为入音？”苏言：“《三国志》吴有暨艳，陶恐其后。”遂问陶乡贯，曰：“崇安人。”上喜曰：“果吴人也。”时暨自阙下一画，苏复言字下当从旦。此唐避睿宗讳，流俗遂误，弗改耳。
故事，殿试唱名，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，对号以次拆封，转送中书侍郎，即与宰相对展进呈，以姓名呼之。军头司立殿陛下，以次传唱。大观三年，贾安宅榜，林彦振为中书侍郎，有甄好古者，彦振初以“真”呼。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，在旁曰：“此乃坚音。”欲以沮林。即以“坚”呼，三呼不出；始以“真”呼，即出。彦振意不平，有忿语。达夫摘以为不恭，林坐贬。
唐末，礼部知贡举，有得程文优者，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，不以甲乙为高下也，谓之“传衣钵”。和凝登第，名在十三，后得范鲁公质，遂处以十三。其后范登相位，官至太子太傅，封国于鲁，与凝皆同，世以为异也。
宋莒公兄弟居安州，初未知名。会夏英公谪知安州，二人以文贽见，大称赏之，遂闻于时。初试礼部，刘子仪知举，擢景文第一，余曾叔祖司空第二，莒公第三。时谅暗不廷试，暨奏名，明肃太后曰：“弟何可先兄！”乃易莒公第一，而景文降为第十。是榜上五名，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，高文庄、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，景文、王内翰洙、张侍读环、郭龙图稹，皆同在第一甲，故世称刘子仪知人。
苏子瞻自在场屋，笔力豪骋，不能屈折于作赋。省试时，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，初未之识。梅圣俞作考官，得其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以为似《孟子》。然中引皋陶曰“杀之三”，尧曰“宥之三”，事不见所据，亟以示文忠，大喜。往取其赋，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，即擢第二。及放榜，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，遂以问之。子瞻徐曰：“想当然耳，何必须要有出处？”圣俞大骇，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。
熙宁以前，以诗赋取士，学者无不先遍读《五经》。余见前辈，虽无科名人，亦多能杂举《五经》，盖自幼习之，故终老不忘。自改经术，人之教子者，往往便以一经授之，他经纵读，亦不能精。教者，亦未必皆读《五经》，故虽经书正文，亦率多遗误。尝有教官出《易》题云：“乾为金，坤亦为金，何也？”举子不免上请，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，坤为金字，本谬，忘其上两点也。又尝有秋试，问“井卦何以无彖？”亦是福建本所遗。
唐以前，凡书籍皆写本，未有模印之法，人以藏书为贵。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雠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。学者以传录之艰，故其诵读亦精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