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不可不虑。臣备位冢宰，思所以报陛下为无穷计，宜莫先此。』上顾曰：『后宫一二欲就馆，卿其无亟。』后诞育皆皇女。公一日挟孔光传进对曰：『汉成帝立二十五年，无继嗣，立弟子定陶王为皇太子。成帝中材常主，犹能之，以陛下之圣，何难乎此哉？太祖为天下长虑，福流至今，况宗子入继，则陛下真有子矣。惟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，则无不可矣。』仁宗感悟，始以英宗判宗正寺。英宗力辞，公复启曰：『陛下属之以大任而不肯当，盖其沉远详重，识虑有以过人，非有他也。
且名未正，尚得以辞，名体一定，父子之分明，则浮议亦不复得摇矣。』仁宗欣然曰：『如此，则宜乘明堂大礼前，亟立为皇子。』又诏学士为诏书，学士亦请对，然后进□。」由此观之，尧臣辄草诏意藏之私家，以天下大事为儿戏然，岂亦常窃议而妄作之，终不敢建言而死，故其遗□虽在，亦何足为功，但足彰其愚妄之罪尔。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勋，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，况天地鬼神临之在上，岂可欺也？
加以神考圣作之碑，最着于天下，其□曰：「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皇嗣未立，天下共以为忧。大臣顾避，莫敢为上言，公乘间进曰：『皇嗣者，天下安危之所系，自昔祸乱之起，由策不早定也。』他日，又言：『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无子，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子。陛下聪明睿智，奈何久不决也？』始以英宗判宗正寺。英宗恳辞不就命，仁宗以问公，公曰：『名分之未定，去就之所难也，臣窃忧之。』帝悟，遂立为皇子。」由此论之，谓因尧臣论议绪余，决定大议者，妄也。
又太常谥议，谓：「琦素蕴忠义，尊立明圣，固天下之本，延生民之命，顾大臣所不敢议，而身先之。」彦博自为祭琦之文，亦曰：「正朝廷于指顾，定社稷于须臾。」然则琦之殊勋伟烈，虽平、勃、霍光不足比伦，而尧臣碌碌备位之人，曾何足算，顾足预于此乎？
若夫包拯、范镇、司马光、吕诲、王陶则皆能抗论激切，以天下为忧。包拯则曰：「方今大务，惟根本一事。根本若固，则枝叶之患何恤？」吕诲则曰：「周爰忠谠，审择宫邸，以亲以贤，稽合天意。」范镇则曰：「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，陛下宜择宗室贤者，以系天下人心。」司马光则曰：「为人后者，为之子也。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，年四十五，以未有继嗣，立弟之子定陶王欣为太子。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，皆已过之，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虑哉？况今亦未使之正东宫之名，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，养以为子，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属，以系远近之心。
」王陶则曰：「去岁，陛下发德音，稽故事，择宗室，使知宗正寺。厥后成命稍稽，四方观听，岂免忧疑？」是数人者，则皆忧国忘身、摅意敢言之人，其言则着闻于世，非如同老所讼尧臣私窃计议，而未尝敢发之事，妄欲希觊恩赏，而欺诬白日者也。
臣昔在簄远，传闻同老之疏与朝廷褒称之诏，以为尧臣真有援立之功，而韩琦定策乃为绪余之论。臣于是时，窃怀愤懑，深叹真主在上，而小人诈险得行，自伤其身卑贱，无路叩阍，隳裂肝胆，以明大义。因往来四方搜采公忠信实之言，以质其真伪，前后所得诏敕、碑志、表状、书疏、传记、谥议、祭文等凡二十余篇，参考本末，可谓详矣。今备数言路，稔闻史臣论撰先帝实录，未能决议者，在此一事。夫信史之作，垂训万世，苟史臣顾避，不敢建明是非，而并载方册，传疑于后，恐不足为一代之典，其体不轻。
臣是以敢触冒雠怨，援据实理，陈天下之公言，非特发韩琦千载之忠实愤懑，诚欲敬述仁宗与子之盛德、英皇丕承之休烈、神考追述之善志，圣谋如皦日丽天，后世无敢窃议而献疑者，臣虽陨身，死无所恨。伏望圣慈深赐省览，推春秋善善之法，明诏史
臣，直笔无隐，以伸正论，天下幸甚！贴黄称：「同老碌碌庸人，见利忘义，固不足责，所可惜者，韩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载之遇，故以身任天下，独建大议，援立圣明，以安社稷，垂福无疆，声名事业，近古未有，一旦无根横议，攘而取之，亏忠义之实，悖廉逊之风，所损岂小哉！且君子生则不可夺志，死则不可夺名。臣窃伤一代名臣，其志与名皆遭掩蔽，是以剖心折肝，终究其说，使贤德晦而复明，公议缺而复着，诚有补于仁圣之治，伏乞哀怜幸察。
」又称：「议者谓韩忠彦方在政府，而臣论辩其父勋劳，恐招附会之言，无乃避其形为是乎？臣则以谓不然，盖天下公议为之标的，若谓忠彦形迹可避，孰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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